张朝杰
商务印书馆--我的第一个朋友
“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石。天地日月。父母男女。红黄蓝白黑。小猫三只四只。白布五匹六匹。几桌椅。碗桶盆。鸟虫鱼。我你他。池中鱼，游来游去。水孟墨合笔架书包。早起月落日出，哥哥弟弟上学去，书一本，图多字少……”这是我在小学一年级时读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教科书”《国文》第一册课本里字句的大部分，不是全文，也可能有颠倒或错处。文中“红黄蓝白黑”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旗。“小猫三只四只”至今被引用来形容人数太少。我默写出来，不完整也不怕丢脸，因为我只为说明“商务”在书店中是我第一个朋友。
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比我大八岁的哥哥给我订了“商务”的《儿童世界》和中华书局的《小朋友》，都是月刊，我看得很开心。
“商务”和“中华”是贴隔壁的“邻居”。“商务”门朝东，在河南路上；“中华”门朝北，在福州路上。二者合而为一就是现在的上海科技书店。
“商务”一大手笔
“商务”于1935年出版了一部《万有文库》，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体育、音乐、戏剧、中外文学名著，应有尽有，确是一大手笔。我哥哥申请，父亲批准付款。买回家来，摆满几只书橱。家里一间不小的房间，成了小图书馆。
我那年读初一下学期和初二上学期，“文库”里的书大都看不懂。举一个例，我到读高二时爱看的小仲马名著《茶花女》中译本，在“文库”里这本书名为《茶花女遗事/逸事？》由林纾用文言文翻译的，我看了一页就看不下去了。然而，有十本8开（《上海旅游时报》上下对折半页）精装的赠书，其中三本我至今印象深刻。一本《世界地图》比我在学校里看到的世界地图精细得多。一本《中国地图》里有一页全国地形图。用书里夹有的一只纸制红蓝眼镜观看，可以有立体感，看喜马拉雅山和云贵高原的横断山脉时，有凸形的感觉。现在看立体电影的红蓝眼镜早已不稀奇，当年可是先进设备啊！
再一本就是现在称“休闲时间”看的，书名记不起来了，内容尽是供消遣的，谜语，谜宫，做游戏等等，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
“商务”二大打击
1937年“八一三”，“商务”的印刷厂被日机炸毁。8月14日，我在晒台上看到满天飘飞纸灰，有落到晒台上来的。我小心翼翼地拾几块相比稍大一点的纸灰，平放在一只伸平的手掌上，看到白纸被烧成浅灰色的，黑字被烧成灰白色的，模模糊糊还能看出几个字来。
抗战胜利后，不记得哪年哪月哪日，“中华”失火。有一个救火会（今消防队）就在河南路和汉口路交叉处的东北角，离“中华”只有一条横马路的距离，救火车竟姗姗来迟。队长下车一看，“中华”已无油水可捞，就直奔“商务”找负责人，敲到多少根“大黄鱼”（黄金十两一根的称谓，一两的称“小黄鱼”）后，下令所有救火水笼头全部喷洒在“商务”和“中华”之间的隔墙上。二、三天后我到现场，看到“中华”大门上锁，“商务”地板上水渍未全干，有些湿兮兮的书打折出售。我没有“趁火打劫”买一本。
生活书店--我的良师益友
我初次走进的“生活”，位于香港皇后大道西。1940年上半年，我在岭南中学读高三下学期。一位姓白的《国文》教师布置的课外读物中，我选读的《西行.漫记》，就是到这家“生活”去买的。我看了这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名著后，得知红军长征的史实和“西安事变”的真相，思想开始向“左”转。
同年，蒋介石发动反共的“皖南事变”，我在“生活”买到一份《华商报》，刊有周恩来写的“江南一叶，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之后，我经常到“生活”买《华商报》看，还买《群众》杂志，刊有乔木（乔冠华）撰写的国际时事述评。我初步懂得唯物辩证论，也是看了在“生活”买到艾思奇名著《大众哲学》后开窍的。1941年夏，我离香港回上海，常思念我的良师益友。
久别重逢喜见“生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有一天，我在报上看到“生活”开设在重庆南路上的广告，高兴地坐了三轮车前去。店门外屋檐上“生活书店”四个金色大字，我看了又看。走进店堂先浏览一番，书架上我要看的书太多了。我选了一堆，问一位营业员，我钱没带够，能不能送书到我家后收款。他一口答应了。傍晚一位小青年营业员骑自行车送书到我家，我如愿以偿。我用这样的办法到“生活”买了几次书，送书上门的小青年和我相熟了。我很想和他交朋友，不料好景不长，“生活”关门停业了。是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强迫“生活”关门的。
走进三分之一的“生活”
改革开放后，淮海中路近思南路处，开有一家崭新的书店，店名“三联书店”，就是“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合开的书店。“三联”早已在香港开办，此时才到上海来。我又是常客，但因视力不佳，买书不多。有一天我由孙女陪同，要买《9.11图书集》，到福州路的“上海书城”和“思考乐”都没有买到，在“三联”买到了仅剩的一本。
旧书店--我的“聚宝盆”
敌伪时期，我和同学好友周幼海（周佛海之子，1985年病故时为上海市安全局党员离休干部）曾一起跑旧书店。当时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近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处有好几家旧书店，开在门面朝东、朝北、朝西相连在一起的平房里，像北京的四合院缺一面，“门”字少上面那一“点”。我们在其中一家的书架上看到几本不是太红的进步书，我问店主还有没有。他带我们走进内室，打开两只大木箱，箱内的书红得发紫，马恩列斯著作，还有陈伯达撰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由陈布雷执笔的著作，日伪视之为禁书。陈伯达这一本书，更是禁书中的禁书。我们两家都不便要店主派人送上家门，只好分几次去买拎得动的本数，坐三轮到周家，放在周幼海的卧室里。记得第一次到了周幼海卧室里，他要我把我买的书拿回我家去，我没拿回去，因为当时“禁书”放在他那里最保险，不会有日本宪兵队和76号(汪伪特务机关)的人去搜查。
旧书引出的连环故事
日本投降后，有一天晚上，周幼海自己开车送我买的旧书上我家来。他开的汽车是他家最小的汽车，而这辆车的司机则是他家司机里年纪最大的。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的报道里，看到这位司机的名字列在代表团的名单中。可见周佛海家里早有中共地下党员卧底。而据不久台湾当局公开军统的档案里的记载，周佛海1943年加入军统，成为军统在汪伪政府的卧底。
再说我把旧书放在一只皮箱里，后我母亲接受我的主意，打电话给一家潮州尼姑的主持人（名叫“香师”）说有一只皮箱要寄存在她处。对方答应了，我坐三轮车送去的。这家尼姑庵设在今延安西路上海市少年宫附近一条弄堂的一幢二层楼房里。尼姑和香客都是潮州人。我母亲认识香师多年，又是大施主，因此我送皮箱去，香师不问箱里是什么就收下了。书重，由两个中年尼姑把我的皮箱搬进去，放到香师床底（如果她知道皮箱里是什么，能睡得着觉吗？）到了1948年9、10月间，香师和尼姑要回潮州去，我去把皮箱取回家。箱里的书后来陆续送给约友联谊社图书室。社长是一位地下党员，社员大都是当时圣约翰大学思想进步的校友。
再说解放后我也跑过旧书店，先是福州路上的“上海旧书店”（现为文具店），后是长乐路成都路东首一家旧书店（不记得店名），都说不上有什么收获。倒是在南市区文庙里的旧书集市买到一部不旧的《射雕英雄传》很高兴。看完了不再看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著作了。不是不爱看，而是太爱看，看得晚上不想睡觉，影响眼睛和写稿，只好割爱也。
新华书店--我的指路人
说到新华书店，我有一个开心的故事和一个不开心的故事。
先说开心的。1946年5、6月间，我到八路军在日本投降时，从日军占领下解放了的烟台。我第一次走进的新华书店就是烟台市新华书店。我和同去的夏大明（当年上海锦江川菜馆老板董竹君之子）买了一些解放区的书刊，交给同回上海的周恩来的朱副官。回上海后我们到思南路周公馆去拿。我拿到家里看,得益匪浅。
再说不开心的。1956年我和同报社（青年报社）美术组的王白水合作，我编他画，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连环画册：《卓娅和舒拉》。他们是姐弟，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卓娅在德军绞刑架上从容就义，舒拉在对德战场上英勇牺牲。这本连环画册在一年里连出6版。1957年我被错划“右派”后，有一天我像个暗探，问南京东路“新华”总店底楼连环画册专柜的营业员，有《卓娅和舒拉》吗？回答是：“这本书现在不卖了。”好在他不认识我，否则可能会说：“你怎么还好意思来问啊！”我岂非自找没趣？
上海“新华”总店，南京西路、淮海中路、松江中山中路等分店，我都去过，主要买《上海市交通图》。最近请我的“小朋友”（其实已是大学毕业生）买来一本《上海市路线图》。我视力只有0.08，用两只放大镜叠在一起“扫描”了好几次，看到那么多高架、地铁、公交路线，我认定，改革开放这条路一定要继续向前走！
电纸书店--我的愿望会实现
曾听我的“小朋友”说，现在已经有了电子阅读器，可以输入上万部电纸书。美国的许多书店都要关门了。说来也巧，最近我在美国的女婿因事来上海一趟，到福利院来看我时，“小朋友”也在。女婿证实“小朋友”所说的，拿出一本电纸书阅读器给我们看。如同看白纸黑字的书，不伤及眼睛。女婿说美国的书店是有许多关门，但网上的电纸书店多起来了。他说一本电纸书阅读器可以输入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课本，学生完全可以不背书包了。他的最后一句话引起我极大反响，因为我一直为学生，尤其是小学生背沉重的书包而担忧。但愿上海小学生早日能拥有电纸书课本，上海的电纸书店也会越来越兴旺。如果不到十年里有这么一天来到，相信说过“再乐十年不算贪”的我，还能亲眼看到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