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群

104岁的薛老参加居委会的祝寿活动

居委干部向薛老赠送慰问品

　　这是一个传奇性的老人，他的名字叫薛耕莘，与我住在上海一个里弄里，但是，我们过去一直没有机会认识，在这个世纪初，我第一次到他家里去拜访他时，他已经103岁了。他坐在一张藤椅上，看见我走进房门，客气地努力想站起来欢迎我，我快走几步过去把他按住，笑道：“别客气，我们是邻居!”他微笑着指一下他旁边的一张椅子请我坐下，又指一下台上早已冲好的一杯茶请我喝茶。我看见墙上挂着他的英国母亲的照片，和他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法租界当高官时的照片。

　　“我从1951年4月29日晚上9时1刻離家，到1976年特赦回家，坐了共产党的监狱24年10个月。”他的记忆十分清楚：“解放前我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说我收养了共产党人的小孩，判刑三年。”

　　薛老在法租界高官的位置上，每天都要和各种势力打交道，国民党左右派，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民主党派进歩人士，敌伪势力，中外流氓，地痞悪覇，等等。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洁身自好，真要像一颗莲花那样，具有冲出汚泥凝望光明的决心和勇气。他牢记着母亲逝世时留给他的一句话：“你是中国人，你要爱你的祖国，中国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是有希望的。”他常常把母亲的话勉励自己，並把是否爱国作为判断是非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

　　“九十年代初，共产党给了你很大的荣誉--离休干部待遇。”我说：“离休干部要二个条件：一是1949年10月1日前参加革命，二是供给制待遇。”

　　“我当年只是同情共产党，没有想过革命。”薛老微笑着说：“共产党最后给我的评价，让我感到了幸福。”

　　“同情”共产党的表现

　　薛老说自己当年只是“同情”共产党，他並不是只在心中暗喑地同情而已，他是有着许多表现的。这里，我记下他的三个表现：

　　1、讯问叛徒向忠发

　　1931年初，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私自外出，夜宿姘妇处，结果被特务识破。他被捕后，立即叛变，並且声称自己能捉住周恩来。薛耕莘闻报十分惊讶!

　　薛耕莘把向忠发“请”到环龙路自己的办公室，房门一关，只有两个人，薛对向说：“請坐!”向忠发有点受宠若惊。

　　“听说你能抓住周恩来，真的吗？”薛耕莘问。

　　向忠发看出对自己问话的人，是法租界的一个官员，但他不知道这个官员竟会把消息通知共产党。向忠发回答：“是真的。”

　　“你怎么能抓住周恩来呢？”薛又问。

　　“我有周恩来住宅的钥匙。”向忠发回答。

　　“你怎么会有周恩来住宅的钥匙呢？”薛心里很惊讶。

　　“自从顧顺章叛变的消息传来，共产党中央很关心我的安全，就让我和周恩来住在一起，所以我有这个钥匙。”向回答。

　　“钥匙呢？”薛问。

　　“刚才捜身，捜去了，我已说明这只钥匙的重要!”向忠发完全暴露了叛徒的嘴脸。

　　“无恥!一个正直的人都不会这么干，共产党中央怎么会用上这种人!”薛耕莘心里暗骂一声，忍住性子继续问道：“周恩来的住宅在哪里？”

　　“我讲不清楚。‘

　　“嗯!”

　　“因为是夜里刚搬过去的，又不准出来，我确实讲不出路名和号码；但是，我认识那个地方!”向忠发知道这里是一个关键，他还进一步说道：“周恩来还告诉我一个秘密：楼上窗口有花盆，表示是安全的，如果没有花盆，就表示不安全，不可再进去。”

　　“你讲的都是真的吗?”

　　“我现在就可以领你们去!我肯定认识那地方，离苏州河不远的一个楼房!”

　　“好!你先休息一会，我马上就来。”薛耕莘关好房门，争取到宝贵的一会儿时间，已把这个十分重要的情报传给了地下党。

　　2、保护地下党一笔巨款

　　1934年间，有一天，法租界巡捕房领导交下一个十分紧急的秘密任务，薛耕莘和法籍官员席能两人立即赶往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一李姓居民家捜查。家里只有一姓李的中年人，在亭子间床底下，一只破皮箱的夹层里，捜出一本英国麥加利银行户名李嘉德的存摺，存款为27万3千余。薛耕莘经验丰富，心里暗想：“姓李的不像是做生意的，更不像盗匪之类，家里又没有其他人，他藏着巨款干什么?很可能是共产党方面的事。”席能当即对姓李的说：“存摺暂时由我们保存，切勿告诉别人，这对你有重大的关系!”姓李的听了很领悟，愉快地点点头。

　　薛耕莘和席能刚回到法捕房约五分钟，上海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王兆槐、督察长杨凤歧会同法捕房刑事科西探长加勒以及翻译钱乘龙就赶来了。他们立即同薛耕莘和席能一起又去巨籁达路李姓家捜查，结果一无所获。国民党当局不肯罢休，要求把此案移解法租界第三髙等法院，但捕房律师费席珍根据中法协定回答：“因无确凿证据，被告还押捕房一周，候证再行定夺。”过了限期，国民党当局仍不能举出有力证据，法捕房政治部就把该姓李的人释放。接着，席能就叫薛耕莘将那个存摺悄悄地还给了他。

　　三天后，该姓李的突然给薛耕莘打耒一只电话，约薛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高安路）可的牛奶公司后面一幢旧式楼房晤面。薛应邀前往，姓李的给薛介绍了一位姓秦的，姓秦的和姓李的都再三表示感谢。以后，在此地薛与李又见过二次面，最后一次，李告诉薛耕莘说：“这位姓秦的就是秦邦宪先生。”抗战爆发后，薛听得李在皖南事变中已牺牲的消息，深感怀念、唏嘘。

　　这个案件，法巡捕房是应宋庆龄的要求保护这笔巨款的。因为中共江苏省委财务负责人姓李的在巨籁达路的住宅巳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获悉。秦邦宪又名博古，是当时中共负责人。

　　3、收养共产党人的小孩

　　1935年初，有一天，薛耕莘正在查缉班负责登记书报刊物、印刷所、广播电台时，看见席能会同国民党特派员游定一（中共叛徒）和探长范广珍、翻译胡荣庆，拘捕了一位方姓女子，说她是共产党。方系北京大学毕业，帶着一个小孩，名叫方小宝，五岁。方女士要求：从人道主义出发，请法国巡捕房留下这个小孩!席能表示同意，因此把孩子也带耒了。席能叫薛耕莘负责抚养这孩子，把孩子寄养在南巿天主教会办的新普育堂内。

　　西安事变后，方女士由南京释放回沪，找到薛耕莘家，当时在亚尔培路（今陜西南路）步高里后望徳坊对过一新楼房内，与薛的夫人江赛珍见了面。第二天，薛和席能讲了，把方小宝交还她的母亲。薛耕莘见方女士刚从狱中出来，身上无銭，还要帶个孩子，心里暗想：“她怎么生活呢?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她也未必能马上找到组织。”於是，他送给了她200元，作为“旅费”。方女士十分感激，再三称谢。后来她还与薛耕莘通过几次信，直到皖南事变后才失去联系。

　　这只是三个“同情”共产党的例子，这种例子还有。我以为这实际都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想做而做不到或难以做到的事，所以薛老是为党为革命事业立下重要功劳的。

　　“我同情共产党，主要是欣赏这些人的人品、徳行，不贪钱、生活艰苦，宁愿牺牲自己而决不让党的事业受损。”薛老对我谈自己的观点：“在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里，我看到很多身边的人，就是死在贪财上的!”“你在九十年代初，赴法探亲访友，国内外一些报刊都宣传你在300万法郎面前不动心。你能讲讲这是怎么一件事吗?”我很想了解这件事的真相。

　　“300万法郎”真相

　　薛老微微一笑，很平静地说道：“一些在巴黎的朋友，好意想让我留在法国，度过晚年，说什么我过去在法租界当过高官特级督察长，可以向法国政府申请一笔銭，听说是300万法郎。这种銭能要吗?别说申请，送给我也不能要呀!”

　　薛老拿给我一张《解放日报》（1994年1月14日），刊有一篇题为「面对300万法郎」的特稿，有这样一段文字：“操作似乎並不繁杂：据法律某条某款规定，只要薛老写个申请，讲清楚在上海法租界供职期的功绩及以后由此遭受的磨难。一旦获准，可得300万法郎和特赦后每月2万5千法郎津贴。前题是，必须加入法国籍。”

　　原来，要拿这笔法郎，首先要不做中国人，要入法国籍。同时，要在“申请”中，讲自己当年在法租界怎样帮助法国侵略者统治“有功”，还要讲自己生活在祖国如何“磨难”。

　　“有损国格有损人格的亊，我决不能干!”薛老说道：“我妈妈曾对我说，要做好中国人，中国是有希望的，不要听舅舅的话加入英国籍。我牢记妈妈的遗言，没有加入英国籍，更不会去加入法国籍。”

　　“有些人太不了解你了!这件事不只是銭的问题，更涉及怎么对待祖国怎么做人呀!”我看到薛老心中是十分清楚的。

　　“我已讲过我亲眼看到不少身边的人死于贪财，他们不懂得銭财有二种：一种是应该拿的；另一种是不可以拿的，拿了不应该拿的銭，轻一点说品德死了，重一点人就死了。”薛老说到这里，他给我讲了他坚决拒绝汪精卫出銭收買他的故事。

　　堅决拒绝汪精卫收買

　　1940年，有一天，汪精卫通过法租界巡捕的官员程子卿，派出他的刘副官与薛耕莘联系，邀请薛去到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汪公舘。汪精卫見了薛，客气地请薛坐下，说道：“据可靠消息，你知道宋子良（宋子文弟弟）负责的国民党政府重要档案的收藏地点，而且它一定在法租界内。如果你能说出来，我一定保守秘密，对你来说是对和平建国的重大贡献，我一次奖给你250万储备票（当时值美金50万）。为了保证起见，你先拿100万，你还可提出其他条件，我讲的话是算数的。”薛耕莘回答说：“汪先生，我只是租界上的一个雇佣职员，蒋政府宋子良怎么会信任我呢?你一定能理解的。汪先生的嘱咐，我一定认真地去调查一下，有了线索，我直接耒报告你。”最后，薛拒绝接受100万保证金，就这样结束了会谈。

　　以后，谢副官还多次相约薛耕莘，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四号程子卿家会面，希望能从薛的口中获得该档案的讯息，但始终未能如愿。

　　“薛耕莘是否知道该重要档案的隐藏地点呢?”人们会这样问。

　　回答是当然知道。他不仅知道档案藏在哪里，而且还知道宋子良有一套现代化的医用开刀设备，藏在巨籁达路刘吉生的漂亮的住宅里（今巨鹿路675号中国作家恊会上海分会）。

　　“汪精卫是大汉奸，我决不会把秘密告诉他!他想出钱收買我的灵魂，灵魂是不能用銭買到的。”薛老对我说道：“我已经讲过，多少年来我干事一直有个标准：看你是否爱国。正是凭着这一点，我在法租界那样复杂、艰险的环境中，才能平安地生活下来。”

　　“我爱我的家!”

　　“一个人活在世上，总是要用钱的，关心自己的财产也是很自然的，我就关心我现在住的茂龄岭新邨的房屋。你也住在这个新邨里，你知道这个新邨是谁造的吗?”薛老微笑地望着我。

　　“不知道。”我很有兴趣地听着。

　　“这是二、三十年代一个码头大老板造的，他在前面永嘉路上还有一幢别墅。”薛老对旧上海许多軼事了如指掌：“我当年就用金条顶下这二十一号，共有三层楼房，下面还有一个小花园，现在只剩下这中层两间了，我曾希望国家归还我，现在还等着呢!”薛老微笑着和我谈心。

　　“这种顶下来的房屋，上海解放后有专门的政策。你当年早早地就被抓了进去，大概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我同情这个同情共产党的被关了25年的老人。

　　“在1951年4月29日晚上被捕前两天，我已先被捕了一次，是保释出来的，但乌鸦在头上连叫三声，我对我的妻子说：我可能还要被捕，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果然，29日晚上9点，军管会的人又来了，我把手上的一只手表交给了妻子，说：‘帶好几个孩子，我会平安回来的，你放心!’便上了军车。”

　　“第一次被捕是谁保释的?”我问。

　　“民盟的一些朋友。”薛老回答：“解放后不久，这些朋友还曾请我到香港为国家购买一些紧张物资。我買好物资后，一些香港朋友曾劝我留在香港，並为我办理了法国特别护照批准书，親戚也为我申请了定居香港手续，一香港官员更希望我在那里出任副部长，月薪4万5千港元。这些好意我都心领了!但是，我必须回到祖国，回到上海家中。有个能算命的人对我说：你回大陆，恐有20年牢狱之災！我没有理他。”

　　“军管会对你是怎么判的?”我问。

　　“1951年9月18日上午9时，在提篮桥八号监楼下，军管会法官对我讲：本案已宙讯终结，你勾结帝国主义及蔣帮危害革命和人民，罪大悪极，本应处死，但在解放前后对革命不无微功，奉军管会特准改判无期徒刑。”薛老对我说道：“判得这么重，我知道其中的原因。”

　　“什么原因?”我问。

　　“在我的档案中，有一张伪证：说我曾经帮助国民党「抓」过共产党。这是我的同事中统特务刘槐伪造的，他想帮助我从国民党的监狱中放出来，才胡编乱造地写了这个伪证。在解放前，国民党当局获知了我曾经收养共产党人方女士的小孩方小宝，才把我关进监狱的。”薛老回答我说道：“这个伪证，当时並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国民党最后仍判了我三年；但是，它在解放后倒变成一个「铁证」，我虽然在审讯中曾说明这一点，但一时难以查明。法官在判决后曾对我说：如果你确实没有危害革命和进步人士的罪行，可能争取免除刑事处分。”

　　“听说你后来就和战犯、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起去劳动改造了，是吗?”我问。

　　“是的，25年跑了内蒙古、山西等等许多地方，一直到1976年共产党向全世界宣布释放战犯。”薛老回答。

　　“文化大革命之后，党中央决定彻底平反一切寃假错案，你的问题才有了公正解决的可能。”我感慨地说道：“你的问题的确是夠复杂的，身边多少帝国主义者、囯民党中统军统特务、汉奸、大大小小流氓，要搞清楚是要花时间调查研究；但是，一旦下決心，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对自己一辈子是怎么活下来的，心中有底，所以我留在家中不走，我相信共产党终于能够公正地处理我的问题。”薛老微微地笑着。

　　“你是上海人吧?”我问。

　　“是的，1904年我出生于上海巿浦东陆家嘴，父亲是英办纱厂的部门主任，母亲是侨居上海的英国人。我5岁就没了父亲，13岁那年我正在比利时读书，母亲病危，一个急电把我召回。母亲临终时交代我的几句话，决定了我的一生!”薛老讲到他的母亲时一片深情，总喜欢再一遍地讲母亲的遗嘱：“我的母亲对我说：你是中国人，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是很有希望的！你要做好一个中国人，不要听舅舅的话加入英国籍。”

　　“你母亲的话对你的影响太好了!”我感叹地说。

　　“我在法租界应试，考入巡捕房当法语翻译，后来又进入别的部门，逐步晋升，一共工作15年，最后当上高官特级督察长。我在这个岗位上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同情共产党的事；我还依靠母亲英国籍的关係，自由出入英国轮船，把新四军要的医药 东西，悄悄地送往苏北。”薛老把好事都记在听母亲话的账上。

　　“你有几个孩子?”我问。

　　“六个，我被捕时他们都还很幼小，全靠我的夫人把他们帶大，我的夫人太难了!我对不起她，非常对不起!”薛老讲到这里显得很伤心：“我的夫人叫江赛珍，一个人辛辛苦苦帶这么多小孩，而且，还要因为我的关係受到歧视伤害，她患上了心脏病，没有等得到我给她好好地报答，于1985年就走掉了!我和孩子们都十分悲痛!”

　　“你的孩子都很好吧?”我想找一点让老人高兴的事说。

　　“很好!我的夫人把几个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只有最小的一个因为文革不能再读书，但她后来还是依靠自己努力，考得大学文化水平。我的孩子都成长得很好，有的是高级工程师、有的是医师、有的是髙中老师，有的是药厂化工师，像我这种出身成份的家庭中的孩子，能成长得这么好，是很少的!我感谢我的夫人，我爱我的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