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杰

　　在江杓面试的第二天，我到位于外滩中国银行大厦二楼的物资供应局储运处报到。同时到达处长室的还有二位大学毕业生，老李，交大的；小杨，四川一大学。我们三人被分配到提运组当提运员。

　　从此，我们三人几乎总是在一起，到运剩余物资来的码头上去，但和其他提运员不同，我们不用去管货物装上卡车的事，只管根据司机口头报车上装有多少箱，开一张运往哪个仓库的提运单，交给司机，完事。三个刚踏上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想歪点子发财，例如私通司机，提运单上少写两箱，在允许的误差内没人追究，一天两箱，一个月能进账多少啊！当时如此不开窍！会不会被视为傻瓜？

　　不过，我却有过一次够傻的事。有一天，我奉命到会计室领100元（假设），坐局里的卡车到虹口三角地小菜场买了两大块机制冰，然后到码头上提取两箱“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当时是唯一抗菌素，售价以黄金计），一路上用大冰块保护那两箱贵重药品，径直送到茂昌冷藏仓库。任务完成后，司机说冰只溶了一点点，是不是到小菜场去卖掉它。我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卖得的80元（假设）我竟连一分钱也没给司机，全数拿到会计室上交。老会计说这钱按规定无法入账。我问他怎么办。他一看手表，快下班了，就站起来，穿好外衣，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弟，跟我走。”两人到四楼西餐厅吃了一顿晚餐。他心里会不会想，这顿饭是吃“寿头”（上海话，傻瓜也）的。而那位司机会不会想，是我把钱独吞了。看我有多傻，多冤啊！

　　不记得哪一年了，小杨辞职留学美国深造，老李和我不再上码头去。提运组办公室为我们二人各置一张办公桌。老李帮组长分配提运员工作，后被任为副组长。我则负责用英文打字机打各轮船来货清单，到江湾其美仓库和杨树浦复兴岛仓库对账，我交给仓库主任自己去核对。期间，我的工作伙伴是吴祖康，也是一个不会动歪脑筋的大学毕业生。

　　我最有幸的是在物资供应局认识了任溶溶。他比我小了5岁，现在是国内外闻名的儿童文学家。我们至今常有电话联系。最近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出版了一本金波写的《天造地设顽童心任溶溶》，书中称他的作品为儿童文学经典作。我在电话里说他是儿童文学的贝多芬，他要我别乱吹捧。

　　最后要说的是在提运组室内办公的朱副处长，清华大学毕业，人挺和气。有一天，我轻声对他说：“今天是我生日，我想提早下班。”他站起来，握住我的手说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让我立即回家去。“文革”时，一份外调材料到了新疆农场我的手里，要我证明他的政治态度和是否有破坏罢工的行为。我如实写道：不知他的政治态度，只知他没有破坏罢工的行为。

　　那么，罢工是怎么回事呢？

　　1949年春节前，局长江杓机要秘书陈宝森，车务处孙宏石和我，奉命组成临时支部，陈宝森领导，在物资供应局发动一次大罢工，名义上是要求提高经济待遇，实际上是为了阻挠局方将物资运往台湾的进程。

　　我说过，我这个离休干部写不出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我这个错划右派，不想写坎坎坷坷的苦难岁月，我这个九二老人只会写平平常常的有趣故事，这次罢工，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可写。罢工中，没有呼喊口号，没有示威游行，没有冲突事件，没人死伤，没人被捕，可以说，罢工进行得顺顺当当，胜利结束。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陈宝森摸到了江杓的底。江杓认为这次罢工没有政治背景，是同仁们的生活确有困难。再者，江杓碍于面子，决定自己解决罢工问题，不让蒋记警备司令部警察局以及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介入。我们见好就收，江杓答应接受全部条件，罢工就结束了。

　　问题倒是出在罢工后。当时，物资供应局从上到下，人心慌慌。我所在的办公室里，个个无精打采。眼看解放军就要来到上海，他们不可能到台湾去，留下来会有怎样后果，都是大家想知道的。陈宝森请约大校友刘沛君，拿了一大叠宣传党的政策的传单，到储运处来散发。当他推开提运组办公室房门时，我还以为他是来找我的。正想开口请他进来，只见他看也不看我一眼，从公文包里掏出传单来朝里一摆，关上门跑了，好险啊！如果我叫他一声，那非受追查不可。

　　还有更险的哩！在上海市区已经能听到炮声的日子里。有一天，储运处的人都收到了奉劝大家安心等待解放，不得破坏任何公物的信，唯独我没有。有一个人好奇地问我怎么没有我的信，我用“大概是寄到我家里去了”加以搪塞。当晚我找到陈宝森，是他疏忽大意忘了发给我这个“自家人”了。怎么办呢？采取任何“亡羊补牢”的措施都有可能反而弄巧成拙。听其自然，不把这当一回事，第二天照常去上班。果然，谁也没有追问我是否收到信的事，我估计这是因为（一）没人认为我会笨得自露马脚；（二）共产党就要来到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说实话，当时蛮担心的，现在想想蛮有趣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