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离休干部 徐国权

　　1950年朝鲜战争打响以后，中央决定要加快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以巩固后方。我们在华东团校学习的一批学员，经过短期土改政策的培训，就被全部调去参加浙江省的土地改革工作。

　　我们班被分配到浙江南部的一个乡。这个乡紧邻福建山区，离大特务毛森家乡江山不远，治安情况比较复杂。

　　由于区、乡政权建立不久，行政村一级的组织更是刚刚建立，其可靠性、纯洁性，不能保证。农民群众受国民党长期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也将信将疑。所以，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使农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这是搞好土改的关键，也是巩固政权的关键。

　　由于工作队人数不多，一个行政村只派一个人，大的行政村才派二个人。我当时被派到一个不算大，但离乡政府最远的一个行政村。据说紧邻的福建山区尚有一些零星土匪活动。为了安全起见，队里讨论，让我带一件防身武器，可是那时乡政府只有一支步枪和二个手榴弹。我们工作队里只有队长和另一位同志都是山东老区来的，各带有一支手枪，而乡政府安全也很重要，讨论结果是让我带了一枚手榴弹作为防身之用。这样，我就带了一枚手榴弹，背着铺盖和一只背包到了村里

　　村里来了土改工作队，当然是一件大新闻，很多人到村头看。我会住在那一家，可能是村民们最关注的第一件事。村里房子最多最好的，当然是一户地主家。但我事先向村干部打听，找了一家比较贫困的农户。他家有一间堆放柴草和杂物的小屋，搬出了柴草和杂物，放了二条长凳，架上一块门板，铺上了稻草，就成了一张不错的床，我就住了进去。吃饭也包在这户农民家里。他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

　　这第一步，群众似乎觉得这个工作队与以前国民党的官有些不一样，我自己觉得群众对我亲近了许多。当晚就召开了村民大会。我从来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讲过话，大姑娘上轿，第一回。但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居然一口气，把我的来意、土地改革的意义、做法、政策都讲了一遍。这些都是培训时学来的，现贩现卖。讲完了群众议论纷纷。有一些人跟着到我的房间，房间里没有凳子，临时到隔壁去借了一些小板凳来，有的就站着七嘴八舌地问了我许多事情。也向我提供了村里的不少情况。这里可以看出群众是非常关心土地改革的。也是他们盼望已久的事情。

　　接着是访贫问苦，摸清那几户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动员他们把苦水倒出来，控诉旧社会旧制度下的种种罪恶。在控诉大会上几户农民控诉了一户地主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其中一位农民控诉地主为霸占他家的山地，还毒死了他爷爷，会场上义愤填膺，不少人都哭了，我也流下了眼泪，当天就把地主押送到区巡回法庭，等待审判。

　　自此以后，群众发动起来了，顾虑打消了，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一批青壮年积极分子踊跃报名参加民兵组织。

　　自从有了民兵组织以后，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谣言没有了，小偷小摸没有了，民兵轮流在村口站岗放哨，晚上有巡逻队，我住的房前还专门设了岗哨。说实在的，我刚参加工作，革命热情很高，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但刚到村里时，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因为人生地不熟，晚上睡觉时，房门不光上门闩，还找了一根木棍把门顶住，手榴弹放在床边。进村的第一个晚上，还出了一个洋相，半夜，要小便了，房内没有便桶，到室外去又冷又不安全，没有办法之下，把一只搪瓷杯当了临时“夜壶”。

　　有时乡里通知我去开会，要走六、七里路，民兵们不让我一个人去，会派两个人陪着，开完会再护送我回来，这种深厚的感情令我十分感动。那时我只是一个不满20岁、刚刚参加革命不久的毛头小伙子，村民们认为我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为他们办事的，所以把我当作他们的亲人看待。我自己慢慢地从与他们的接触中，知道了他们长期受地主及当地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许许多多的血与泪的故事给我极大的震撼。我深深体会到党在农村开展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拥有自己的土地是农民世世代代的愿望。耕者有其田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先驱为之奋斗的目标。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回来，帮助农民摆脱封建剥削和压迫，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全村农民的诉苦大会上，农民们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那真是发自肺腑的声音。许多人眼里充满着泪花，我的眼里也饱含着激动的泪花，和大家一起高呼口号，心里暗暗地想，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搞一辈子革命。有了人民的拥护，我们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由此我想起淮海战役中我们的以60万兵力，打垮了国民党80万装备精良的主力。我们凭的是什么力量？除了解放军英勇善战以外，和当家作主以后的农民，对前线的支援是分不开的。陈毅元帅讲过一句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人民是我们力量之源，胜利之本。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