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 群
读原上海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马福龙主编的由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于2000年内部出版的《历史教训与宝贵启示一一潘汉年冤案前前后后》一书，清楚地看到潘汉年在党的领导下，在秘密战线上努力促进抗战立下奇功的种种历史真迹，深深感到这位1925年入党的老战士，是一位绝对忠于党的可以信任的好同志，是一位敢于出生入死、“深入虎穴”、勇敢机智地搞好我党情报工作的天才。
第一次秘密会见宋美龄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抓，有关他的生死的谣言纷起。正在上海的宋美龄闻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她心急如焚地连夜与孔祥熙赶回南京。南京己是一派战争气氛，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势力决定褫夺张学良各种聀务，进行武力讨伐。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不仅会直接威胁到蒋介石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将扩大内战，为日本鲸呑中国制造良机，这显然不符合親美派宋子文、宋美龄的利益。所以，宋美龄13日晨一到南京，就坚决反对武力讨伐西安，决定要“以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解决”的办法救蒋。她不仅请宋子文去见宋庆龄，打听中共方面的立场和动向，而且直接打电话给正在上海的宋庆龄，要求她帮助自己与共产党取得联系。宋庆龄立即将此情况转告潘汉年，征询潘汉年的意见。潘汉年把党中央和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已决定欢迎南京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的消息告诉她，主张她劝宋子文前往西安。经宋庆龄安排，潘汉年去到南京，与宋子文、宋美龄秘密会见。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引起亲日派方面的注意和作梗，潘汉年没有按常规在下关火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小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事先约定的宋子文家里。会见中，宋美龄要求潘汉年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求不要杀蒋”，宋子文还表示，“只要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潘汉年郑重地向他俩说明了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並说了“据我们所知张学良、杨虎城並没有杀蒋的意思”。当宋子文、宋美龄表示願意去西安但又担心去后自身的安全问题时，潘汉年则向两宋建议，可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关系都很好的澳籍顧问端纳陪同前往。
这是潘汉年第一次秘密会见宋美龄的来龙去脉和內容。这次会见很重要，它及时地帮助宋美龄和宋子文了解了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和张、杨兵谏??是要“杀蒋”，而是要反对內战进行抗日战争，这对宋美龄下决心亲赴西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西安事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这件事处理得好，便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偉大抗日战争的开始，这件事如果处理得不好，那将立即扩大内战、日本必然乘机大举兴兵侵略妄图实现其灭亡我国的野心，届时我国危矣！宋美龄秘密会见潘汉年后，于22日便和宋子文飞抵西安，与周恩来多次商谈，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合作抗日，宋子文还要中共“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並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联系。”党中央指定由潘汉年与宋子文联系。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任“全权代表”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继续谈判
蒋介石获释后，回到南京便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下令将杨虎城等撤聀，调集37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进逼西安。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其中包括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开进。但党的基本方针仍然是继续逼迫蒋介石实现他的诺言，赞成和支持将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亲日派挑动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从1937年1月到2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潘汉年频频发电指示谈判方针和要求，潘汉年则频频发电汇报谈判情况並请示某些问题，主要内容是：
1、中共中央任命潘汉年为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的全权代表（中共中央1月4日电）；
2、同日，潘汉年由南京致电中共中央，说明他将陪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联络代表张冲到西安，协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出现的问题。收到潘汉年的电报后，毛泽东于次日致电周恩耒、博古，向他们通报了潘汉年的来电内容，並提出了与张冲交涉的方针，表示中共中央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安善后问题，但南京政府应立即撤兵释张，並保证履行西安协定。电报针对国民党要周恩来去南京谈判一事指出：“两党关系的大纲领已与蒋磋商，並已明为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的必要。”因为“此时则无人能说明恩耒去宁后，为张学良第二。”
3、同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潘汉年，向他通报了周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的六项条件，並指令他“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並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接到这些电示后，潘汉年以全权代表身份与陈立夫接洽谈判，要求国民党方面迅速落实蒋介石、宋子文在西安与周恩来商定的各项条件，明确表示反对南京部分亲日派继续策划内战的阴谋和扣留张学良的错误行为。同时，他还与宋子文秘密联系，请他实践在西安作出的许诺。
4、1月6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耒同志协商。”1月上旬，潘汉年陪同张冲去西安同中共中央代表团洽谈。
5、1月15日，张闻天致电冯雪峰、潘汉年，指示要设法策动韩复渠、刘湘、李宗仁、白崇禧等地方实力派发表通电，“主张和平解决，恢复张学良自由”。就在这一天，刘湘、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发表通电，呼吁入陕中央军停止进攻，采取政治解决办法。
6、1月21日至28日，毛泽东、周恩来频频致电潘汉年，提出为了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則上采取不反对蒋介石的方针，并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但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以下几点：对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确定宽大爱护政策，恢复张学良公聀，允许他参加三中全会，並允许张回陕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放弃“剿共”政策，按照国民革命军待遇，按月发给红军经费；同意红军一部驻陜南；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等。
7、1月26日，潘汉年致电毛泽东、周恩耒，说明国民党方面要求退出陕南地区，然后考虑向红军提供经费，如果红军回到陝北，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可依照中央军待遇，按人马实数解决。
8、1月29曰，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告之中共从大局出发，作出让步，表示放弃驻陜南的要求。
9、2月4日，毛泽东又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希望潘汉年能同张冲在五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谈各种合作问题。”
读这些历史电讯，回顧一下历史的发展，令人感慨丛生：
第一、潘汉年责任重大，谈判艰巨，竭尽全力，成果显著。“全权代表”，既是党对他的信任，也说明责任重大。国民党政府要周恩来到南京去谈，当时，中央军进逼西安与张、杨的部队在潼关一带对峙着，南京亲日派活跃，政治动荡不明，如果周恩来到南京“被扣”成了“第二个张学良”，事情将更难处理。潘汉年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来电指示，既要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出现的问题”，谈“释张退兵”；又要谈蒋介石实践西安事变中的承诺，谈放弃“剿共”，合作抗日，谈红军待遇和驻地等等。潘汉年竭尽全力，日以继夜地东奔西走进行谈判，为了实现“释张退兵”，又请宋庆龄“同宋子文说项，设法由他负责调停”；为了红军留驻陕南，潘汉年在谈判中竭力说明“绝无扰乱中央军和进入国统区的企图”，但南京方面坚决反对，要求红军回陕北。中共中央从大局出发这才作出重大决定放弃留驻陕南的要求。
第二、谈判始终把“释张退兵”放在首位，反映了全国军民抗日救亡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发生並不是偶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步步入侵，占领了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又入侵北方大片土地，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下令不抵抗，而派大军不断“剿共”，这种政策早就不得人心。张学良是一位爱国将领，他率领东北军和不願再与红军作战的杨虎城将军率领的西北军，联合起来发动西安事变，是顺应民心的重大的愛国行动。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答应停止“剿共”，合作抗日；可是，他回到南京，就扣住张学良，並派大军进逼西安。这种一觸即发的更大规模的内战是全国人民不願看到的，所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给潘汉年的频频电示中，始终把谈判“释张退兵”放在首位，这是反映了全国军民抗日救亡要求的。其中，还坚决要求蒋介石“恢复张学良公聀”，“允许他参加三中全会”，“允许张回陝训话一次，以安东北军之心”，这些要求多么具体、实际，多么得人心！可惜蒋介石没有听进去，只想着要对敢于“抓”自己的人进行惩罚、报复。
第三、蒋介石“扣张”是一大失误，反映了他本是一个军阀的本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逼走上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尽管这是被逼着走的，但是，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八年抗战偉大胜利”成了复兴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標志，蒋介石个人历史中这才有了最有价值的一页。蒋介石应该感谢张学良、杨虎城，才是正道，但是，蒋介石不但不感谢，还在抗战中杀害了楊虎城，长期关禁着张学良不放。从历史发展的实际分析，蒋介石军阀的本质没有改变，他没有正确的世界观，看天下眼光狭窄，“只看你手里现在有几枝枪，有多少地盘”，他不能正确认识共产党，陈独秀早就说过：愿你真是一“柱石”，莫作军阀步后尘。蒋介石看天下的眼光，比西安事变时期的张、杨差远了！蒋介石从来没有忘却“剿共”，在抗战中竟然还搞“皖南事变”就是一个典型；抗战胜利后抢占胜利果实，发动全面内战，终于败亡，退守台湾。蒋介石看到中共愈耒愈强大，他看不到这是人心所向，这是必然的发展，而却始终憎恨张学良当年破坏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失去了最后“剿共”的机会，所以他至死没有下令释放张学良。
“西湖会谈”终于秘密召开
经过双方努力谈判，2月8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顧祝同“在确保张、杨部队让他们自由到西安时”率中央军进驻西安。2月9日，潘汉年陪同张冲等抵达西安，並介绍他们和周恩耒等人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洽谈。洽谈月余，虽经中共代表和张冲等“主和派”的努力取得了一定进展，如达成中共在西安设办事处，国民党对红军的军饷接济从3月份开始等协议，但终因顽固派的作梗而未取得理想结果，许多主要问题需与蒋介石直接面商。
隨着时机的成熟，周恩来与蒋介石直接谈判事宜在2月初开始提上议事日程。2月5日，張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谈及：“張冲、汉年接你赴杭晤蒋，我们认为可以去，且有此必要，你以为如何。”“我们意见，张、潘 到西安，你与他们同来延安一商，然后赴杭为宜。”3月间，蒋介石也电约：“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
3月22日，周恩来与张冲同机由西安飞沪，拜会了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三天后，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从上海乘小汽车经苏嘉路前往杭州，同蒋介石举行会谈。
在西湖会谈中，潘汉年与张冲都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了表达对张冲的谢意，周恩来特请潘汉年为他们合影留念。潘汉年不仅为周恩来、张冲这对同乡留下了他们化敌为友的友谊见证，也留下了迄今仅存的关于西湖会谈的唯一纪念实物。期间，宋美龄也特地拜访潘汉年，她要求潘汉年“能像帮助二姐宋庆龄一样的耒帮助她。”会谈结束后，潘汉年又分别同宋子文、陈立夫、张冲継续谈判红军改编的经费问题与政治合作问题。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从1936年到1937年的一年多时间里，潘汉年肩负党中央的重托，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实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不愧为促进抗战立下奇功的功臣。
潘汉年的许多工作都是秘密地进行的，无数次的谈话更是只有个别在场人的情景下进行，比如，潘汉年与宋美龄的两次秘密会见，上次主要是潘汉年谈了“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这次主要是宋美龄谈了“要求潘汉年能像帮助二姐宋庆龄一样的来帮助她”（作者认为：这只是政治家的客气话。）这种秘密会见谈话的内容，只能听潘汉年的汇报，必须完全信任他，不需要旁证也不可能有旁证。这是隐蔽斗争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潘汉年同志之所以长期蒙受冤屈，“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违反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原则，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蔽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作出错误的决定。其结果不仅使潘汉年同志长期蒙受冤屈，而且牵连许多过去同他有工作联系的同志，使他们也长期蒙受了冤屈。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全党要永远引为鉴戒。”
蒙冤后的潘汉年和他的夫人董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