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杰

　　
　　我和丁景唐同年，今年95虚岁。我住在松江社会福利院，他住在华东医院，各得其所。
　　
　　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时，课余爱看的刊物中有一本《小说月报》。1944年《小说月报》举办大中学生征文奖，我投去一稿《小姐生气了》被刊用，获得三等奖。
　　
　　1945年3月11日，颁奖仪式在北京路西藏路口当年有名的中西大药房总店楼上举行，主持人就是《小说月报》主编丁景唐（当时化名丁英）。出席会议的有许晓初、蔡仁抡、包天笑、严独鹤、沈禹钟等数十人。这天我初识丁景唐，感到他很热情、很随和，我很愿意和他交朋友。
　　
　　之后，我就经常到宁波路（正好丁景唐是宁波人，说话宁波口音重）《小说月报》编辑部去看他。在交谈中，他大概听出我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大学生，就不时给我一些有益的指教。我心想，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不久，丁景唐又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介绍我认识了与我同时在约大就读的董乐山。当时董乐山以“麦耶”为笔名，主编一份校园刊物（刊名想不起）。我投的稿都被刊用，使我写作积极性大增，上课作文总得A。我又多了一位益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不久，我的香港岭南中学同学好友周幼海（大汉奸周佛海之子，1946年加入中共，1985年因病逝世，时为上海安全局离休干部），想出资办一份刊物，问我是否能找人出版。我到北京西路、陕西北路一条里弄的董家，见到董乐山，说明来意。他一口答应。此时《小说月报》已停刊，我们两人都想到要请丁景唐帮忙。刊物为综合性，定名为《时代?文艺》。
　　
　　《时代?文艺》第一期主题是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于1945年9月15日出版。由今延安中路靠近成都路的“富通印刷厂”（当时我不知道是地下党办的）承印出版。董乐山带我去过几次。
　　
　　这期出版后，董乐山告诉我，当局下令出版报刊须先取得许可证。我去找南模和约大同学好友宓剑青帮忙。其父亲宓季方是老报人，会有门路的。很快，董乐山告诉我，许可证拿到了。
　　
　　《时代?文艺》第二期出版于1945年10月15日，主题是要求严惩汉奸卖国贼。这一期出版前后，周幼海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强行送到重庆，与他父母一起关在白公馆。《时代?文艺》停刊。
　　
　　董乐山与我告别，没想到两人从此没再见面。丁景唐告诉我，如要找他，可到今延安中路陕西北路东首“金门大戏院”（解放后改为“儿童剧院”）斜对面一家服装店去。我去过二三次，从大玻璃门朝里看，他不在，我没走进去。
　　
　　1945年底，我的四妹妹方寺（原名张朝素）和妹夫田云樵从苏北解放区来到上海参与地下党工作。有一次在交谈中，我谈了周幼海的情况，包括出版《时代?文艺》的事。后来，“富通印刷厂”被当局查封，田云樵关照我不要去那家服装店。他这一关照，使我意识到丁景唐很可能是地下党员。这时我已懂得不该问的就不要问，就只点头答应了。几天后，我有意到“金门大戏院”看了一场电影，散场后过马路往西走，斜眼看见那家服装店大玻璃门贴着封条，我心中肯定丁景唐是党员，而且是老党员。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进《青年报》编辑部工作，有一天因公到市委宣传部去，突然看见了丁景唐。我大喜不惊。大喜是因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惊是因为我已料到他是老党员。他也很高兴，告诉我他的真名、他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我到丁景唐家去过几次，在今永嘉路靠近襄阳南路一幢普通的里弄房子里。他在二楼卧室里接待我。第一次因为分别三年多，话说不完。他告诉我，是1938年11月入党的。在上海长期从事学委的宣传调研工作。他在市委宣传部任文艺处处长。我告诉他，我到1948年11月才入党，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机关设在我家里。后来，他来过我家。
　　
　　其实，三年多不算久，从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到1980年我从新疆农场调回《青年报》编辑部后去看老丁（是到可以互称“老丁”、“老张”的年纪了），这一别长达23年，才真的是久别重逢。丁景唐这位老书生，两袖清风，仍住在那幢老房子里。卧室面积小了，被报刊书籍蚕食了，记得好像楼梯上堆了不少书。
　　
　　这次交谈中，我问老丁在哪里工作。他说他从1979年调任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我问他有几个子女了，他的第三个女儿在一旁答：“哆来咪法嗦啦西”。老丁说这个女儿是丁言昭，是他写作的接班人之一。这话说对了。丁言昭成为上海木偶剧团著名编剧人，还著文出书，出版过十几本中国现代女性传记，如萧红、丁玲、关露传记等。
　　
　　老丁告诉我，《时代?文艺》撰稿人都用化名，有他自己，还有董乐山、董鼎山（董乐山之兄，后为著名记者、评论家）等。我说我的两本《时代?文艺》几经搬家找不到了，他送我两本复印本。后来《青年报》资料室负责人陈镐文（已退休）告诉我，他在徐家汇藏书楼看到《时代?文艺》的原版本。
　　
　　老丁给了我董乐山在北京的地址。我回家后写信去，他有回信来。我知道他也曾被错划右派，是《第三帝国的兴旺》的主译者，新版《西行漫记》的译者。他签名寄赠我一本《西行漫记》，还寄来刊有他照片的一家媒体专访他的文章，称他为“快乐老人”。不幸的是，“快乐老人”董乐山年纪比我小，却先我而去了。噩耗是老丁打电话告诉我的，我很难过。
　　
　　2000年我入住松江社会福利院以来，没和老丁见过面。他比我大几个月，是我兄长。春节，我打电话向他拜年。近几年我听觉骤降，很少甚至很久没给他打电话了。
　　
　　老丁曾签名寄赠我的一本精装《丁景唐六十年文集》，足足有四指厚。可惜我看书报用放大镜，看得不多。倒是福利院多位老人借去看，说太精彩了！
　　
　　老丁，你我相识至今70年，再过5年就要互祝百岁大寿了，说定了，拉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