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群

　　

　　《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这本书，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抗战初期难民工作史料小组于九十年代初编成的，有市委党史资料征委员会主任王尧山作“代序”（他以当年江苏省委委员、组织部长身份领导难民工作）和当年在难民收容所工作过的同志撰写的50多篇回忆彔，实际是一份上海地下党的重要史料。读这本书使我深受教育，认识到党十分重视难民工作，终于把大批难民变成了抗日救亡的伟大力量。

　　

七十万难民拥入租界

　　

　　这本书的封面用了一张当年难民从上海四郊拥入租界的照片，谁看了都会既同情又惊讶地叫一声：“呵，苦难的同胞真如潮涌！”只见从外白渡桥到外滩人潮滾滚，到处挤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隙，好像一条长龙在慢慢游动。八一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燃起战火，狂妄地叫嚷要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中国军民决不做亡国奴，团结一致抗日，在上海就英勇地抵抗了三个月。日军到处烧杀，大批难民拥入租界，租界里的慈善机构成立了难民收容所，七十多个难民收容所先后收容难民七十万。

　　

　　共产党十分重视难民工作。当时，党组织破坏殆尽，正在重建，上海没有市委，全部共产党员只有100多人，各条战线却都要人，在江苏省委领导下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第一届“难委（1937年11月一1938年1月上旬）书记是黄浩、组委朱启銮、宣委王平。派出30多个党员到难民收容所干主任等工作。“难委”三年间共换了四届，做了大量工作。王尧山说：难民工作的开展，有两条成功的经验，一是上层统一战线的成功，赵朴初、朱启銮出了大力；二是我们对难民真正体现了党对他们的关怀，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和他们同吃、同住、同活动、同甘共苦。

　　

　　慈联会收容股主任赵朴初在回忆录中说，“沪战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难民都是从郊区来的农民，工厂来的工人，其中有许多好的年轻人。我想，如果把他们集中起来，也能为抗战出点力。我就与焦明(共产党员）商量，先把男的青壮年集中起来，成立了正大难民收容所。让焦明一方面在慈联会收容股工作，一方面兼任正大收容所的主任。经过教育动员后，我们用慈联会救护伤兵丶难民的卡车，送一批批青壮年，到大场等地的前线部队参加作战。当时部队的番号记不清了，可能是88师丶82师或36师，都是国民党的部队。”焦明回忆说，“由我负责办了正大难民收容所。这个所约有四、五百人，主要是青壮年难胞，也有少数是带家眷的。我们除了安顿难胞住宿、吃饭外，主要是组织他们到大场丶浏河的前线去抢救伤病员。那里与日军作战的是45师。我们比较多的时间是去真如、纪王庙、观音堂，在那里作战的是张发奎部队的89师。前线的抗日战火炽烈，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后勤工作很糟，抢救伤员的担架、人员，甚至士兵的口粮、衣服、医药，经常跟不上。我们和89师联系上以后，他们很高兴，欢迎我们去。我们动员了七八十个青壮年难胞去了。慈联会还送了一部分他们急需的物资去。当时，正大难民收容所的难胞，每天都要上前线抢救，工作很紧张，大家同仇敌忾，抗日情绪高涨极了。”

　　

　　难民中蕴藏着抗日救亡的伟大力量。

　　

　　囯军西撤后，赵朴初也设想送一批青壮年难胞去参加新四军，他提出用送人到江西“移民开荒”的名义。我们党就接受和支持他这个意见。

　　

同仇敌忾  捐助难民

　　

　　刘燕如的回忆录写了沪上人民同仇敌忾捐助难民的动人情景。

　　

　　难民收容所的经费，除各善团的一些救济基金外，基本上是依靠私人捐助。抗战爆发初期，《申报》、《新闻报》、《文汇报》广告栏内各善团每日都有向捐助人和捐款数字的鸣谢启事。从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1937年9月16、17、18三天所收到的捐款16，657元和连前总计収入捐款187，271．43元来估计，总的数字肯定是惊人的。这可充分说明各界人士同仇敌忾丶共赴国难的救国热忱。但按慈联会每天需供应白米4百担，咸菜8千斤，每月支出需16万元的负担耒衡量，这笔经费的支出也是很可观的。収支相抵，颇为紧张。因此，慈联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从1937年9月21、22、23三天曾在佛音电台邀请梅兰芳博士、票房票友、艺华、明星等影片公司的电影明星丶歌唱界、话剧界演员进行播音募捐。

　　

　　上海各界也为救济难民筹募捐款。伶界联合全国难后援会在1937年9月24日至26日进行大规模平剧会串播音募捐，内有梅兰芳的《探母回令》丶林树森的《明末遗恨》等戏。有的在1938年5月在兰心大戏院举行游艺大会，5月16日、17日演出昆剧，18日演出平剧，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曹炳生夫妇于24日演出全部《四郎探母》。商务印书舘同人互助会于1938年11月又举行第二次集团献金。永安公司、韦亷士药房为征募难童寒衣运动义务捐登广告。酒菜业丶旅馆业就营业収入向顾客加收百分之五作救济费。还有震旦大学与西联组织了一场足球义赛，门票收入悉数捐助难民救济。

　　

　　此外，也有国际友人哈瓦斯通讯社驻远东总经理法人白札雅先生捐助500元送交红十字会；西人巴尔捐助500元交上海市救济会；英大使寇尔夫人捐500元为工华难童収容所购添图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爱好和平的民族，鸦片战争以来受尽列强的欺凌，当日本鬼子妄图灭亡我国时，我国人民团结一致拼命反击的威力是伟大的！淞沪之战就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沪郊难民的故事和沪上人民捐款的动人情景以及外国友人的援手，历史都是牢牢地记着的。

　　

“工华”少年活跃在各条革命战线

　　

　　丁瑜的回忆录写了富有特色的“工华难童收容所”，这实际是我党努力创办的一所“抗日儿童政治学校”，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少年都走上抗日战场，活跃在各条革命战线。

　　

　　“工华难童收容所”成立于1937年4月，收容所第一任主任是“难委”丁瑜，第一期难童200名都是从各难民所儿童班挑选来的优秀分子，年龄在8、9岁至15岁左右，文化在小学至初中之间。课程是精心研究过的，是革命基础知识，“难委”领导亲自来讲课，丁瑜讲《社会发展史》与国内外形势，朱启銮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经济学》，周克讲《近百年史》，焦明讲《大众哲学》及鲁迅文学，浦青讲《论持久战》。活动丰富，唱抗战歌曲，演抗战活报剧，学手工，搞义卖等等。敌伪报纸惊呼：“工华”收容所是红小鬼的培养所。

　　

　　“工华”先后参军的人数甚多，1938年8月及10月有两批，1939年间至1940年初有多批，据现在査明的不完全数字为66人。他们参军以后大都得到领导的重视和喜爱。其中1938年8月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参军的就有23人，现能记忆的有王是桥、王上达（杨堤）丶唐玉华、李顺章（李朴群）丶王启智、孙顺德（孙学）、俞宝琪（俞侠）、殷梦熊（殷郊）、王剑青、张友德、陈瑞林、李福熙（李磊）、李松延（李辛）、韩迅、童理文、王逃达、王有根等。年龄在14岁左右，由杨勤老师带队，组织好救护、演出、壁报三个组。船自上海出发，经过了日军搜查，一出吴淞口，就响起了嘹亮的歌声。这批人到新四军军部政治测试成绩好，大多在1939年前后入党，没有候补期。分配在军法、机要、卫生、电讯等系统工作，成为骨干力量。

　　

　　朱新诚1939年5月到江南参加“江抗”，7月入党，1940年参加黄桥决战，任连指导员，还只16岁。1944年任高邮独立团特派员时仅20岁。多次与敌人生死搏斗，脑盖骨被打破，至今还留有后遗症，他说：是“工华”的教育，使我热烈追求和向往做一个共产党员，自己的生命属于党，光荣属于党。

　　

　　他们中有的已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现在已查到的有：王根发、张德生（张铿）、金福根、李宝璋、冯洪泉、章佚夫（章礼生）、陈瑞林等。

　　

　　我们这批同志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毅然投身革命的。他们都有苦难的童年，他们都有强烈的爱和憎。他们有明确的奋斗目标。14岁、15岁是多么幼小的年龄呵！是战争使他们早熟了。这些同志都经历了残酷的斗争考验，这是抗战初期上海少年的革命风貌。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党培养出来的一代少年英雄人物。

　　

上海地下党动员700同志赴皖南参军

　　

　　丁公量的回忆彔《忆上海地下党动员700同志赴皖南参军经过》，写下了他接受党交给自己的一个秘密任务，参与护送大批难民赴皖南参军的经历。

　　

　　“我们已与皖南军部谈好，决定由上海动员七、八百人去皖南参军。公开名义是遣送上海难民去皖南开荒。其中有干部有党员，大部是群众，以难民收容所为主。因此，由上海难民工作委员会动员，由上海慈善机关慈联会岀面，公开租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轮船，运送难民去温州，这件事已由焦明和朱启銮同志去办，从温州到皖南军部的沿途住宿以及与当地国民党政府接洽等事，都由你负责联系办理，你可用红十字会的公开身份，内部带队和党组织由汤镛同志负责，你看你要带多少钱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林枫同志代表党组织把任务交给了丁公量。初生牛犊不畏虎，丁公量自信地对林枫同志说：“好的，我一定做好！銭我去想办法，不要组织上花銭了。”

　　

　　告别后的两天，丁公量到了温州。他到印刷所里印了100张名片，衔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名片后面写上：“上海慈善机关和红十字会即将有大批难民输送耒瓯，急需解决食宿，须与县长面商。”他拿着这张名片去找县长，门房不敢怠慢，县长果然接见。接見的场面，丁公量这样写着：

　　

　　“这位国民党县长年约五十上下，戴一副眼镜瘦长的脸上显得有些狡猾。他一看我是这么一个小青年，态度马上就傲慢起来，说：难民的住宿都是你们红十字会的事，本县不予过问！我和气而又严肃地说：县长先生，你不能这么说，现在有700多名难民要在贵县过境，人数不算少，既经贵县，食宿大事不能不管，我们红十字会交通股只负责交通等运送，过境食宿规定由当地负责，难民的事情搞得好，很好办，搞不好，也易闹事，若激起众怒，我也无能为力，恐与贵县多有不便，时间拖久，徙增麻烦，传扬出去，在上海在内地对贵县长声誉有关，望请考虑。这番话使这位县长态度大变，深知其中利害，他们最怕闹亊，立即脸带笑容，问：那么以你之见需要本县解决什么？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麻烦，住的问题，我己去关帝庙和城皇庙察看过了，那里可以住下，只要请贵县搞几千斤稻草就行了，吃的问题，给以最低水平也就可以了，一般每人每天二角大洋（注：按当时浙江物价水平约可买四斤半大米），因为有老有小，男男女女，去皖南开荒，要走路，需要作具体准备安排，大概要在此地住六、七天，伙食费由难民自己选出的管理人员来负责领取。县长听了觉得要求不高，也合情理，他就同意了。”

　　

　　在温州这件食宿事就这样办妥了。根据时间算，大队人马来到还得好几天，丁公量趁这个时间到青田、丽水、缙云、永康、金华、兰溪、寿昌等几个县政府里都去跑了一次，以同样的办法向他们作了交渉，都达到了目的。后来，上海地下党动员的700同志顺利地到达皖南参军。丁公量也留在新四军军部。

　　

　　全国解放后，1950年丁公量去杭州开会，逢到林枫同志，他当时是杭州市委书记，两人见了面都很高兴。林枫是王尧山的哥哥，1956年病逝杭州。

　　

图为《抗战初期的难民工作》一书封面，照片：大批难民拥过外白渡桥。题字：王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