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大学的“抗日”记忆
发布时间：2015-08-20
张朝杰
张朝杰，1920年出身于上海，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年进入《青年报》编辑部工作。离休后曾任《生活周刊》创刊初期顾问、《解放日报》国际副刊顾问、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等。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95岁的我要说说那些至今历历在目的往事。
1941年暑假后，我离开每夜灯火管制，日夜经常拉响防空演习警报的香港，回到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父母家里。当时上海租界地区周围都被侵华日军占领，因此租界地区有“孤岛天堂”之称。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引爆太平洋战争，日军开进上海租界地区，“孤岛”顿时一片漆黑。我在香港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必看中共办的《华商报》和《群众》杂志，因此坚信上海和所有沦陷区人民会有重见光明的一天。
1942年初，我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以下简称“约大”）。开学第一天，我看到所有美英籍师生被日方勒令戴上红色袖章，不久都被日方关到集中营里去。1944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三周年纪念日的那天上午，我在第二节课下课后，走到室外散步，看到许多五颜六色的纸张从三层高的钟楼上随风飘落。我捡起一张，发现那是抗日传单。原来，被称为“贵族学校”的约大，已经有了地下抗日活动。解放后才得知，约大在八年抗战期间有30名中共党员。这个人数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可当时是上海所有大学里数一数二的。
1945年初，部分日本关东军开进上海，有一小队正好驻扎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并在靠近公园后门的一座小桥上设岗哨一人，规定行人过桥要向哨兵行鞠躬礼。约大同学受到很大影响。
约大的校门就在兆丰公园后门口一条马路（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的斜对面。由于走读生比住读生多得多，同学们到校上课和离校回家都来往于兆丰公园的前门（在愚园路上）和后门之间，那座小桥是必经之路。于是，骑自行车的同学不再进公园推车步行，而是绕道曹家渡，宁可屏住呼吸，加快速度，骑过苏州河旁臭气熏天的一座粪码头再踏一程到达学校上课。下课后骑车同学让没有车的女生坐在书包架上，取道上海火车站西站前一条高低不平的小石子路，来到兆丰公园前门附近。女同学可以从这里乘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回家，其余同学则成群结队急步过桥，关东军哨兵一个人“寡不敌众”只得放行。我在自行车送去车行修理时，曾随“士不可辱大队”一起走过那座小桥，回头看到那个哨兵无可奈何的样子，心中煞是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