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珍在抗战前夕的革命活动
发布时间：2016-01-04
张朝杰 郁群
王锡珍同志在上海解放前是策反委员会委员，其夫人刘毓兰和张朝杰、叶佩仪夫妇都是策反机关支部的成员。读刘毓兰在文革后给张朝杰、叶佩仪的来信和她的回忆录，知道了王锡珍在抗战前夕的一些革命活动。王锡珍（借用名“陈约珥”）在武汉和许多青年同志一起寻找党领导抗日救亡的意志和热情，以及他们取得的出色成果，令人十分敬佩。是的，在当时那样艰险的环境中，他们终于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找到了党。
王锡珍在“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始终站在前列，是一个被广大学生所瞩目的人物。“一二九”之后，学生运动由公开的群众斗争转入分散隐秘的活动。由于他思想进步，追求真理，早年希望找到党组织，四处奔走，1935年终于找到刚从湖北省反省院出来的省立高中的学生魏克明同志。魏是他的同乡，他见到魏后，就要求组织关系。当时魏还未与组织联系上，因此没有办法。到“一二九”学生运动后，通过魏克明同志的联系，使王锡珍同志与武汉的一部分进步分子联系起来，首先与省立师范的郭仁寿、女子师范的王曦、省一中的黄成美（他己离校）等同志接触，随后与武汉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分子联系上了。不久，以进步学生为核心的武汉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秘密的），王锡珍同志是湖北省一中的代表，被选举为武汉学联的组训股长。其中主要领导骨干有李厚生（李锐）、谢文耀（已牺牲）、万国瑞（杨纯）、范元甄等同志。
当时学生运动中的最大问题是进步分子中缺少统一领导，形成几个小圈子，互不信任，削弱了斗争力量，妨碍了运动的发展。因此。关键在于要求党的领导。
这时的王锡珍和几个自以为比较坚强的人形成一个核心，在武昌都府堤黄成美同志家里设有半公开机关（图书室，又是秘密接头地），一方面开展半公开的活动，如参加学联的工作，组成读书会，进行宣传教育；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的关系。经过几个月的摸索，找到了与党取得联系的线索，当时他们决定以王曦同志为代表，到上海找党组织。王曦同志走时带着他们每人填好的自制表格，表示每人一颗赤诚的心，认为要求入党是一件光荣、伟大而又严肃的事，因此一心只想很快取得党的了解，批准自己成为一个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年轻，缺乏斗争经验，没有从安全方面考虑，王曦同志带着这样一些人的名单、表格，万一在路上被查了出来，会发生怎样严重的后果？当时竟然完全没有想过。
1936年5月，王曦同志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从上海归耒了。並严肃地宣布上海的党组织批准了王曦，郭仁寿、王锡珍、程秀光、黄成美、黄成章、赵××、肖中兴和另一个黄成美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设在都府堤黄成美同志家的这个半公开的机关，早已被特务监视着，大概于1936年的6月下旬被抄。黄成美、黄成章、赵××、王曦等同志被捕了。当时由于国民党规定高中学生受集体军事训练，自四月中旬起王锡珍同志被集中到武昌右旗受军训去了，因此，未被捕。
1936年7月初，王锡珍同志受军训出来后，即与党的负责人之一的郭仁寿同志联系。郭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他放弃毕业考试隐藏起来，准备到上海去。存留下的组织关系交王锡珍负责整理，接替郭的支部书记职务。以后组织上再派人来武汉找王锡珍。郭走时由王锡珍帮助他化装安全离开武汉。10月间，何伟同志持郛仁寿同志的介绍信来与王锡珍同志接关系。
王曦、黄成美、黄成章、赵曦等同志被捕后，王锡珍同志曾和同志们一起发动进步学生探监，组织宣传援救，采用募捐等方法争取社会同情，支援被捕的同志，向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当时参加这些活动的有女师的学生尹卜甄同志（后为著名军事小说《红日》作家吴强的夫人），她后来由王锡珍同志介绍入党，并为女师支部书记。不仅如此，他们在工作中团结许多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后来发展党组织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建党工作准备了有利条件。当组织交给王锡珍同志负责各中学的建党工作时，由于过去的学生运动在各校内有了群众基础，因此，在两三个月内，先后建立了湖北省一中、省师、女师，省高中、女高中、乡村师范等校的党支部。当时由王锡珍同志直接发展入党的学生就有10多人，如：江文、胡克实、胡伟德、尹卜甄、许云、段飏、密加凡等同志。
由此可见，当时王锡珍和其他同志一起干的进步青年工作不仅是相当活跃的，而且是很有成绩的。这就是当年的历史事实。
王锡珍同志是湖北均县人。抗日战争开始后，曾任武汉青年救国团武昌区团训练股长、中共湖北省江陵中心县委书记，汉口市委书记等职；抗战胜利后，曾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参加接济新四军五师的盐运工作和中共南京地下党整理工作，1947年7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外地工作委员会和策反工委委员等职。上海解放后，曾任中共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后调中共中央统战部历任干部处副处长，文化处处长，知识分子工作处处长等聀。1968年1月1日不幸在京病逝，享年54岁。他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
王锡珍、刘毓兰夫妇
张朝杰、叶佩仪夫妇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