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君定

作者崔君定近影。

　　适逢九旬高寿，由衷感谢，科技党委老干部处和机关退休党支部为我贺寿。我年纪大了，往往会回忆一些过去的事，儿时、成年时片断往事，不时会浮进脑海里。

　　1937年小学毕业那年的北平夏天，一天传来了隆隆炮声，父母亲告诉我们日本兵过了卢沟桥，打进北平城了。那时我十一岁正准备考中学，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来了，要受罪了。父母亲不愿我们受日本的奴化教育，宁愿节约生活费用，报取学费高的私立教会学校。我在北京辅仁女中读的初中。高中时考进当时北平有名的贝满女中。私立教会学校虽然比那时的国立中学受日本人控制少些，但是学校都必须开设日文课。学生们对学日文非常反感，不好好学、捣蛋，中学的六年里换了六个日文老师。我记得中学快毕业了，还只会念“阿、衣、吾、爱、喔”几个日文字母。

　　上辅仁初中时，每天骑自行车上下学。一天下学回家，在一个小胡同里，为避让一位老太太，车把一歪轻轻碰到一个穿和服日本男人身上，我立即道歉，但这个人一回身，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车子一歪摔倒在地上，受到了日本人欺侮，小小年纪心中充满了仇恨。

　　在贝满高中时住校，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晚上在教室里自修。记得在1941年9月18日，九一八国耻日那天晚自修时，不知是哪个教室有同学哼了一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倾刻间几间教室同学们齐唱这首流亡歌曲，大家心中都迸发出愤怒的火花。

　　父亲当时是北平多所大学财政学方面的教授，又担任北平研究院的研究员，由于父亲是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领导成员，遭到了日寇的通缉。1937年7月间离开北平，辗转到了抗日大后方重庆。留下母亲带着五个孩子陪伴年迈的祖母，在北平过着艰辛的生活。1943年初，祖母因病去世，母亲认为与其在屈辱、煎熬的沦陷区受折磨，还不如全家冒险出逃，奔赴大后方与父亲团聚。当年4月下旬，我们出发了，同行有一位朋友聂大姐，还有三位在校大学生。这样男男女女 、老老小小混在一起，可以减少日本兵的盘查。从北平到重庆要经过河北、山东、安徽、河南、陕西，再进入四川。穿越日寇统治区时，母亲巧妙应对日兵盘查，总算闯过去了。河南商丘是日寇统治的最后一站，然后进入中、日的两不管区。离开北平开始还有火车可乘但主要是为了运送日本兵。有机会我们就和逃难的老百姓混挤乘坐一段火车。没有火车时就乘架子车。这是北方一种用人力推着独轮木架子车，一边放行李，人坐在另一边，走走停停。实在没有什么车可乘时就步行。沿途所经村庄，由于连年战乱，瘟疫蝗灾肆虐，老百姓逃的逃，死的死，真是十室九空。我们走在路上，成群的蝗虫扑面而来，很多老百姓衣不遮体，骨瘦如柴，由于吃树皮草根，肚子却胀得鼓鼓的。通过漫长的中、日两不管区，到了河南界首，总算走到了国统区。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母亲带着两个小弟弟，由姐姐陪同，还有聂大姐，有幸部分行程可借助小车，由于座位有限，我和妹妹随同三位流亡学生组成一支队伍，我当年18岁，妹妹14岁，队伍中我们两人年龄最小，一路艰辛可想而知了。

　　记不清是在河南哪个县里歇脚，我和妹妹肚子饿了，去镇上买些食物吃。当时下着雨，泥泞的路上有几个大而深的水坑，我们两人小心翼翼地沿着土墙边走，不当心，我一下滑到了水坑里，身体不断向下沉，几乎要没顶了，妹妹急得跳下水坑拉我，幸亏我们两人有个橡胶涂层的雨披，借助浮力，才能挣扎爬上来。

　　从陕西进入四川，一定要经过秦岭，为了运送抗战物资，开阔了公路，汽车蜿蜒地爬着不平坦的“之”字型山路，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谷，司机要具备高超的技术和勇气，听说这条路上翻下去不少车辆，翻下去就无人生还。当时没有其他交通工具，通过联系，交涉，我们几个人搭上了甘肃油矿局运送石油的大卡车，坐在高高大大的石油桶上，又没有什么安全措施，如果闭一下眼，打个盹，从油桶上翻下去，真是粉身碎骨了。还算侥幸，提心吊胆地翻越秦岭到了四川。

　　从北平出发途经七个省，历时两个多月才到了重庆，全家终于团圆了。到重庆后大学入学考试已临近尾声。因为我离开北平时，来不及等到中学毕业考试，所以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当局为了照顾沦陷区来的学生，通过测试，办理了同等学历证明，考进了从上海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化学系，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1946年夏天日本投降后一年，学校迁回上海江湾。在那战乱年代，读书、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实验室的设备也很简陋，但我们都非常勤奋学习，一方面盼望着抗日战争早日胜利，一方面刻苦读书为了科学救国。

　　记得日本投降后不久，由于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引起了我的深思，抗战胜利了，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安稳的日子。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众怒，我和学校的青年学生一起，积极参加了反美暴行（美兵强奸北大学生沈崇），反饥饿、反内战等学生运动，去医院探望被打伤的学生等。1947年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到南京的资源委员会化工组工作。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资委会酝酿着要迁往台湾，我了解到上海有个资委会领导的中央化工厂（解放后改名上海化工厂），我就向化工组组长洪中老先生要求调我去中央化工厂工作，1948年底我被调到中央化工厂的研究室（主任是陈彬先生）。到上海后，我经姐姐同学马健行（上海麦伦中学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人民世纪创造社。在当时条件下，我们都是几个人一个小组活动，马健行是我们这个小组的小组长，他经常给我们讲形势，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我们阅读。解放前夕马健行布置给我两项任务：一项是调查中央化工厂情况，写个书面材料，我通过工作关系，摸清一些情况，写了报告交给老马；另一面任务是为了使工厂免遭破坏，以便解放后能顺利生产，叫我参加护厂活动。我进厂时间不长，对人员情况不清楚，所幸进厂后我和梁真两个单身女同志住在一起，她是从重庆动力油料厂调来的，对厂里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解放后才知道她是中共地下党员），可能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不谋而合，两个人商量如何参加护厂工作。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警经常戒严，严密控制行人交通，无法和老马联系，因此一些护厂工作都是和梁真商量，在她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央化工厂有不少国外留学回来的高级科技人材，研究室里的书籍、仪器、重要化学材料、白金坩埚等都很宝贵，我懂些业务，感觉对这些东西要保护好。当时工厂已停产，厂里空荡荡的，厂区里可以看到了一些工人巡逻值班。梁真和我决定搬到厂里住，两个人就住到实验室狭狭高高的实验台上，日夜抓紧把这些东西分类包扎好，装好纸箱。实验室里有个很大的地下室，正好安放这些箱子，两人小心翼翼地搬好，整理好，直到盼望解放那天的到来。

　　解放后中央化工厂改名上海化工厂，当时是上海唯一的国营化工厂。50年代工厂生产改组，从原来的橡胶、塑料、染料三个方面转为单一的塑料生产。1957年化工部决定将染料、染料中间体、橡胶促进剂等转移到南京化工厂生产，组织上调我和一批技术人员、工作转到南化。到南化后我担任中央实验室主任。到南化不久，反右运动结束，迎来了大跃进。中试室有个小的实验工厂，搞些实验成果的扩大化，为过渡到生产做准备。当时厂里组织各车间放高产卫星，中试室党支部领导找我谈话，叫中试室也放高产卫星，但中试室哪有这个条件？我没有同意，党支部书记写了我的大字报：“中试主任叫难，产值加码好比上天”没办法，和同志们商量搞些化学试剂吧。我查阅各种化学试剂材料，看看哪种试剂的市场价格高，不管是否需要，搞出来按市场价格报产值，想起来真是愚昧可笑，这给国家带来多大的损失呀！几年后我调回上海工作，南化的同志出差来上海见到我“老崔啊，你做的好事，那些试剂现在还积压在仓库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1964年周总理在全国三届人代会上强调了要重视计划生育，防止人口盲目增长。中科院上海分院著名的有机化学家黄鸣龙教授率先在国家科委的重视支持下，开展了科研大协作。不到一年时间，几种甾体避孕药物投入了生产。这为上海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文化大革命中期，我经过几年的干校劳动和在勤工化工厂战高温劳动，1972年被调到上海市避孕药领导小组办事组担任组长。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是一门年轻的、综合性的新兴学科，我不懂，就一边干，一边学。上海的科研基础好，学科齐全，虽然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折腾，但科技人员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有了条件就并发出来。中科院、大专院校、医疗卫生单位、地方研究所、工厂等，我们称之为“五路大军”，大家团结协作，取得不少成果。改革开放后，工作更是取得节节胜利。我很留恋那个时候的团结协作精神。

　　1978年初，得到国家科委、国家计生委、卫生部和上海市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筹建全国第一个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我参加了筹建工作。这个白手起家的研究所，没有现成模式可借鉴，一切从零开始，从选址、征地、设计、基建、审批、筹集资金、网罗人才等，上面所说的“五路大军”从各方面给予了支持。1979年经国家计生委推荐，上海的计生所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下设的人类生殖特别规划处建立了合作关系，提供了首次合作经费365万美元，赠送仪器设备、图书，派专家来上海指导，计生所也派员去国外培训。这些加速了研究所的建设，也为全国各地起了些示范作用。

　　回顾点滴往事，有痛苦、欢乐，有坎坷、成功，有教训、经验。宋代大诗词家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有这么几句：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雪泥鸿爪”留给孩子们一点启迪吧！（ 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