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应用物理所退休局级干部 姚志铨

　　今年是建国、建院65周年，回忆自己在核科技领域成长的历程，特别是在我刚出校门踏入新工作不久就被国家选派到前苏联学习工作，印象深刻。当时适逢中苏两党论战高潮，两国关系开始恶化，方方面面也影响到我国在苏人员。

　　1960年，我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反应堆工程专业，分配到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从事中子物理实验研究，1962年4月，被选派到由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出资建立在莫斯科近郊杜布纳市的“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中子物理室工作，该所的建立旨在与西方同类科学领域抗衡。我国曾先后数批派员到该所工作，并作出过突出的贡献，尤其是由二弹一星元勋王淦昌领导的周光召等中国科研人员为主的高能物理组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这一基本粒子，轰动全世界。（王淦昌当时担任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在该所工作过的我国科研人员回国后都在各自领域中取得优异成绩，为我国核科技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的直接参与并领导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有的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但是，他们的成就是当时在苏联工作学习生活期间受到种种限制且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大家刻苦钻研，实践并积累中取得的。

　　1962年10月是国际上的多事之秋：古巴导弹危机事发；中印边境大规模军事冲突；中苏在两个事件上主张严重分歧，矛盾尖锐。特别是1963年9月开始，中苏双方在报刊上发文互相攻击，我国连续发表九篇评论苏共政策的文章（俗称“九评“），矛头直指赫鲁晓夫，两党两国矛盾公开化，关系进一步恶化，也影响到我们在苏的工作，经常会遇到极个别”小赫鲁晓夫“的挑衅言论攻击。虽然我们坚持据理反驳，但是毕竟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安定和情绪，后来发展到限令我国在该所的党支部书记姚毅离开苏联，理由是联合原子核所是各国科研人员从事科学交流的场所，而姚毅不是科研人员，无共同交流的语言，这也反映了苏联理亏，怕我们在党支部领导下的正义反击会加剧苏联科研人员的反苏情绪，因为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对当时的政策制度是极端不满的，公开谩骂赫鲁晓夫是”蠢猪“，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与此同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同年10月16日核爆成功，大家兴奋激动，喝酒庆祝狂欢，心中的怒气顿时全消。

　　前苏联领导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贺龙副总理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以观察苏联新领导对中共态度是否有变化，庆祝活动结束后，我有幸参加周总理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与部分留苏人员的见面会，总理在会上指出，新领导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政策，结论是换汤不换药，这使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中苏分歧将长期存在，我们的处境将更困难，会遇到更多的限制与刁难，甚至会有安全问题。例如，限制我们外出不能超过一定范围，否则无法保证人员安全。我们在党支部领导下团结的像一家人，采取反制措施，外出路线，人数等都事先安排，互相照应，我深深的体会到在国外有一个坚强的党支部是何等的重要啊！

　　随着事态急剧变化及国内形势发展（四清运动开始），1965年中央决定撤离在苏全体中国人员。为防止撤离时苏方刁难，支部以分批到附近森林采蘑菇的形式，传达撤离指示以及做好撤离前的准备工作（平时假日里，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到离所不远的森林里野游采蘑菇），在回国前的一天我们以突然的方式通知所里安排车辆送我们去火车站，总算平安抵京，并受到科委主任聂荣臻的亲切接见。

　　我回所后不久，1970年参与我国第一座核电站工程会战（728工程），该工程完全是在国外技术封锁的条件下进行的，当初选择建造25MW试验性钍基熔盐堆，该堆可利用我国储量丰富的钍资源转化成可燃的铀-233，为此，在我所的一个报废的锅炉房里用半年时间建成固态石墨熔盐零功率装置，并测得一批宏观堆参数，后因当时国内条件不成熟，改建300MW电功率压水堆核电站，并经周恩来总理审核批准方案，先在我所建成“728压水堆零功率装置”“水力试验装置”和“材料腐蚀试验装置”三个试验台架。他们的试验数据为秦山核电站1991年底一次顺利安全启动达临界，并网发电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而我所有三人在1992年上海完成“728核电任务”庆功大会上立功受奖。

　　近几年，我所出色建成上海光源大装置，并安全高效运行，获得特大科技成果以后，又正在开展钍基熔盐堆的研发工作，相信在全体同事的努力下，会像上海光源一样，高质量的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为我国核电事业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已年近八旬，回忆这些经历感慨万千，愿我们这一代老科技工作者身体健康安度晚年，愿年青一代充满活力，为我国的核科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愿每一个人的中国梦早日实现。（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