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群
关于写史，我在初中就牢记一个偉大人物司马迁写「《史记》：秉筆直书。晚年，又听到一个外国科学泰斗霍金写《时间简史》（我认为这是一个诗歌题目）用“小数点后面30多个0的计算方法”证明他写的“史”是可靠的。这种精神值得学习，但我只是记下一个花园六十年变迁中一些亲历的事例，用不着那种计算。
一个美丽的大花园
上海巿徐汇区岳阳路45号，是一座漂亮的花园洋房，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是青年报社社址。两扇巨大的铁门，进门便是一棵高大的雪松，树冠厐大，蓋住了传达室和周围一片通道；向前看是一座精緻的三層高的红瓦灰墙的楼房，向右便是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有一大片绿草如茵的草地，周边种着许多花草树木，在一棵巨大的古樟树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上海新闻界有不少单位，都没有如此漂亮的花园。“党关心我们青年嘛!”年轻的青年报人这么说。他们在工作之余，快乐地在草坪上散步、踢足球，在游泳池里游泳。我开始住在花园里，后来一直住在花园旁边报社的宿舍茂龄新邨里，花园里的树荫挂到我家三楼晒台上，十分亲切。六十年来，我看尽了花园的变迁，许多故事令人精神振奋，一些故事令人惊心动魄。
“皇冠上的宝珠”
青年报总编辑锺沛璋较早参加革命，对搞好青年报抱有信心，由他为首的编委会帶领大家办好了青年报，使一张崭新的青年报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还使许多青年报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快速地成长起来，因此，大家对这样的领导十分喜爱。1954年底，上级组织宣布：锺沛璋同志调往北京中国青年报。大家舍不得他走，有人形象地说：“把我们报社的头调走了，这好比摘走了皇冠上的宝珠!”调上去当然是要重用，大家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但是，不久有消息传来锺沛璋夫妇（夫人陈敏，党员，原青年报修养组长）在反右派运动中都被打成“右派”。大家听了感到十分意外、惊讶!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锺沛璋才重新出来工作，在中宣部任新闻局局长。听说胡耀邦把他召到北京去之时，有过这样一个对话：小钟（我们青年报老人一辈子都这样亲切地称呼锺沛璋）说我党籍都没有了，怎么工作呢？胡耀邦说，帽子戴上了可以摘下来，党籍没有了可以恢复嘛。
重视文艺?文艺版
青年报很重视文艺对青年的重要影响，设有文艺专版，叫过“红花”、“文艺”、“文化生活”等等。張羽，罗洛，我和曹阳等都负责过文艺组工作，我干的时间最长。许多著名作家如靳以、峻青，刘知侠、芦芒等，都较早地积极地为青年报写稿。文艺组召开通讯员和青年作者会议，有时规模很大，是在外面借了大礼堂进行的，谈宣传要求、情况，也谈写作。文艺版不仅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影响了青年的思想和人生观，对他们的成长发生了积极作用，而且，不少青年作者后来也成长为诗人、作家，如宁宇，宫玺等。五十年代末，在大跃进的浪潮中，我们文艺组召开的诵诗会热闹异常，一个晩上可“丰收”一大堆诗稿，质量如何呢？代表作是“戴花要戴大红花”。我当年也欣赏它。后来大家知道“唱歌要唱跃进歌”錯了，而唱革命歌曲、民歌、流行歌曲都可以嘛；“骑马”也不一定“要骑千里马”，天下没有那么多千里马，“八百里马”也好嘛。
峻青和《报春》画
著名作家峻青的短篇小说《黎明的河边》、《小来春》在青年报文艺版刊出后，受到广大青年的热烈欢迎。峻青写战争小说特别动人，他有这方面的生活积累。文革刚过，我应邀到他的家里去玩，他送给我一幅他画的国画《报春》，画面上有一株精神抖擞的迎春花，象证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我重视这一份友谊，把画珍惜地保存着。
刘知侠的签名本
著名作家刘知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一些章节在青年报文艺版刊出后，许多青年对游击队员跳火车杀敌发生了强烈兴趣。《铁道游击队》后来拍成了电影，其影响更加深远。知侠曾送给我一本签名本，我家几个孩子看得不能释手。文革抄家时，它和《三国演义》一起被当作“四旧”抄走，我说它是革命小说，造反派不予理睬。
诗人芦芒爱推敲
著名诗人芦芒积极地为青年报写稿，写得很认真。有一次，我应约到他家中取稿，他正坐在窗口伏案赶写，他看見我到了，说道：“你请坐，我马上就好!”不一会儿，他笑着把一篇诗稿递给了我，我看完了说：“很好!你的诗总是富有战斗性。”当我想赶回报社发稿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从我手中把稿件又拿了回去，坐在窗口凝想了好久。最后，我拿着稿件回报社，发现他没有改一个字。我很理解诗人的这种推敲现象。
我的两首长诗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写了两首长诗，都是在这个花园里完成的：一首抒情长诗《台湾呵!我怀念着你》刊登在小报文艺版上（后分别被作家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建国十年诗选中）；另一首叙事长诗《春到长江》刋登在《文艺月报》上。《文艺月报》（即今日的《上海文学》）编辑部当年比较重视青年的作品，不仅选用了我的长诗，而且能听取我的一些意见。晚年，老作家艾以在整理文艺刊物时，看见了《春到长江》，特地打电话问我：“家中有没这首长诗的剪报?”我回答说：“没有，文艺月报巳很难找到了!”他遂幇助我复印了一份，我很感谢他的关心。他曾在作协工作多年，问我：“当年为什么不参加作家恊会?”意思是当年能在作恊刋物上发表四百行长诗的人不多。我回答说：“不谈运动忙，自己确实没有作好准备。”
一位组织部长
粛反运动开始，青年报编辑部人员分成两个小组先学习政策。我是小组长之一，按照规定要求大家放下手里的一切工作，必须按时参加学习。那一天，大家飞快地坐好，我看见团巿委派来指导运动的组织部长也来参加，我想请他先讲话，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抢先这样问大家一句：“你们看郁群抓学习积极吗？”大家听得出这种问话的味道不对，都呆住了，一片静寂；只有焦明同志这个老实人，开口回答道：“我认为郁群抓学习是积极的…”部长伸手猛一拍台子，喝道：“积极什么！”不准人家说话。我表示接受批评，以后努力改正做得不夠的地方。但是，从这件事发展的情况看，不是什么“积极”与否的问题，而是要撤掉我的“组长”，审查我跟地下党去台湾工作的所谓“台湾问题”。而对焦明同志也正要审查他的所谓“问题”。他本是从山东选上来的各地优秀通讯员之一。后来，他帶着寃屈回山东乡下劳动去了，不幸在劳动时死在倒塌的土墙下。这位团市委组织部长，指导运动的成绩如何，不好评论，因为极左的政策和隨便整人甚至違法关人並不是他个人之事。在这里，我记录一件他虐待母亲之事，母亲在家中吃不饱，不得已去吃人家的泔脚，他认为这是丢了他的“脸”，竟用鞋底打他的母亲；母亲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了，就从复兴西路12号小洋房的晒台上跳楼自杀死了。部长被政府判罪关进了监狱。
副书记和一口井
团巿委副书记蒋文焕留给人的印象是挺和善的。他也曾到青年报耒指导过运动。据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回忆，当时有些人强迫她承认莫须有的罪行，她坚决不承认，这些人就说她是“死硬派”。蒋文焕却曾这样对她说：“右边狼来了，左边虎来了，在你前面是一条河，怎么办?还是要讲事实，不可乱讲。”我认为这是他对运动的看法：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在逼供信靣前乱说。后来，他在文革中，跳进一口井中死了，留下了一条寃魂。
花园里空气紧张
几年间，运动一个接一个，花园里和谐快乐的情景消失了，空气紧張，一个只有四十多个年轻人的小报社，“右派”划了十多个；另外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等等。到八十年代初，才发现完全划错了，其中一大半还是离休干部。我晚年曾写过一篇题名《追回青春一一小报外史之一》文章，撰写他们文革之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加倍努力为党作出的不平凡的贡献。从新疆流放回来的离休干部張朝杰，他受苦最多，他解放前把自己在上海的家作为地下党上海市策反委员会和策反机关的所在地，他和他的夫人也都参加了策反工作，一直干到上海解放。怎么可能在解放后不久就“反党”了呢?这明显是个寃案。得到平反后，他努力干了许多好事，其中在他主持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搞清了一件关于小报的历史性大亊：青年报是谁批准办的？是邓小平在镇江向上海进军途中批准的。我们这批青年报老人到文革后、到青年报办了35年后才知道这件事。
关于“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无数人为之抛头颅丶洒热血，英勇牺牲，这是要长期奋斗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报上宣传说“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已进入共产主义大门”，我们兴奋得不得了!白天工作，晚上草坪上的小小煉钢炉火焰通红；一出花园大门，放眼看去，到处都是煉钢炉火。离花园不远处曾发生这样一幕对话：“这里有一把铁钳，我们借用了!”，“请写一张借条”，“共产主义已来到了，还要写借条吗?”好像是一个 笑话。几十年后，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还要努力摸索呢!摸着石头过河，好不容易才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花园的铁门和铁窗栏栅
我们大炼钢铁的原料，主要是花园的门窗，好好的铁门和窗铁栏柵都拆下来了，辛辛苦苦炼了半天，炼成一块块“粢飯糕”。年轻人直截了当地问:“ 这是钢吗?这能算炼成多少斤钢铁往上报吗?”回答是：“能!送往钢铁厂再炼一下，不就成了吗?”当年全民炼钢赶超英国，那么吃力，谁也没想到今天中国钢产量已是世界笫一。
年轻人的“问题”
报上一度宣传要消灭麻雀，介绍它“飞不远”等等特点，可用小红旗在屋顶上丶大树上不断地赶它，它就会力竭跌下耒；我也曾爬在一棵大梧桐树上，拿着一面小红旗努力赶过，发现有的小麻雀实在太累了，它停在大树顶尖的小枝上，望着我的摇了半天已难以再摇动的小红旗硬是不飞。在年轻人的来信中还提出这样的问题：“麻雀有翅膀，它躲在深山老林中，我怎么办?”我不能对这种年轻人说谎，只好回答说不知道。当年，我自己也是一个年轻人，只是多一点坎坷而已。
“余永泽是好人还是坏人”
又一位总编辑抓报纸，点子多，“余永泽是好人还是坏人”大讨论，就是他从群众来信提的问题中选出来的。希望这个讨论对青年树立革命人生观有幇助。我具体负责这个工作，他还对我说：把《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请来，把演余永泽的演员也请来，与大家一起座谈讨论，这个讨论不是会更加受到欢迎吗?这个“问题”不是就会更好地得到解决吗?这是深知青年人爱好的作法。世界上如果只有“好人”和“坏人”两种人，这个世界也许倒会安静许多。
泳池变成咸菜缸
三年自然災害期间，花园里的游泳池变成了咸菜缸，我家几个小孩都爱伏在窗口看这件新鲜事：有五六个大汉站在游泳池中，脚下是大青菜，他们排成队一边有节奏地踏过来又踏过去，一边口中还在喊着“哎唷”“哎唷”。我小时候看见家中踏咸菜，是一个人站在一只大缸里踏，眼前的这种踏咸菜真是第一次看到，我想：“这只咸菜缸可能是天下第一大缸了!”
大樟树死去活来
一棵百年大樟树是这个花园里的重要景色，它立在游泳池旁边，夏天我们游泳休息时都爱躱在它的树荫下，大家很爱它，总会一边抚摸它庞大的树身，一边猜想它过去历尽风雨的岁月。那一年，小报的人搬到威海路去了，花园里泠清清的，它边上的游泳池变成了咸菜缸，它天天闻着咸菜味，这日子很难过呀!更要命的是咸水从游泳池的水泥缝中不断渗漏出来，严重伤害树根，大樟树一天天消瘦了，叶子枯黄了，它“死”了。它面对着我家北窗口，我们一家老小都很伤心!我们想骂那个想出到游泳池里来踏咸菜的人，但是，他也是為了解决饥饿问题呵!我们只好祈祷古樟树能够活过来。果然，古樟树是久經风雨烈日、历尽种种磨难的勇士，它“死”了几年后，在一个春天又活了过来，重新长出叶芽，终于又形成一个庞大的终年常绿的树冠。我们一家人快乐异常，周围的老百姓笑着说：“古樟树是好样的!小报有福气!”
种满荘稼
一个人肚皮真饿了，会想出平日不敢想的各种办法来。花园里又有一件奇事：把漂亮的草皮全部翻过来，种菜种荘稼；没有肥料，“请隔壁77弄的马桶倒进来”。小报和77弄棚户区的关系向耒不错，五十年代，有一天，紧贴竹篱笆的一户居民家失火，小报人员纷纷拿起水桶、面盆，站在花园里隔着篱笆泼水灭火。荘稼长得又高又密，有一次我有事从编辑部过来，推开一扇柴门，路过荘稼地，听见高大绿色荘稼深处有人在讲话，声音是那样熟悉，我心头一惊!是文章写得很好的“右派”记者在劳动。这天晚上我耳边一直响着荘稼地里的谈话声；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记着路过那一片荘稼地的情景。
一座水泥新楼
文革前不久，团巿委机关搬到花园里来办公，在靠近77弄篱笆一边搞掉一些树木，新造一幢水泥大楼，草地又重新露出绿茵。团巿委书记办公室的窗口正对着我家三楼晒台，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看得清清楚楚。1966年，在新楼前的水泥路紧靠草地边上，搭起了一长排布告栏式的草棚，听说是准备好专门给大家贴大字报用的。后来，“造反派”起来造反了，大字报贴到办公室、楼梯口、大门口、马路上，根本没把“草棚”放在眼里。前文写到的副书记蒋文焕跳到井里，正是因为团巿委机关搬到这里了，听见他死得很惨，脚上只有一只鞋。
普希金铜像
花园大门斜对面是一尊普希金铜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打倒，用绳子扣住头颈拖走。八十年代初，才找到它並重新树立在髙高的水门汀基座上。在旁边还新立了一块紫色碑，碑上刻一些普希金的著名诗句，如：“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法律之劍不能达到的地方，讽刺之鞭必然能夠到达。”“比海洋濶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濶大的是人的心灵。”
解放军进驻花园
七十年代初，大花园中忽然进驻了一支解放军部队。解放军怎么会住到这儿來的呢?这是过去从没有发生过的事。不久，林彪事件发生了，解放军也从花园里撤走了。传说联着花园另一侧的科技站里，曾經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活动的一个驻点。大阴谋家林彪父子的丑恶活动早已写进了历史!有一天黄昏，我家十多岁的儿子和邻居一小男孩一起翻墙进入花园玩耍，钻进新大楼的地下室，穿过一道道铁门，在架在积水的木板上跑动。解放军人员在小洋房那一边活动，可能听到什么响声了，便派人遁声追过耒。两个小孩见有人追来，便从地下室的几个出口之一逃了出来，快速地爬上楼外贴墙的一个铁扶梯，窜上了屋顶平台。他俩的小姊妺则站在我家晒台上，笑着隔空做手势指点他俩追寻的人正在下面哪里寻找。这里是这一帶孩子们游戏的天下，他们决没有想探听什么秘密的意思。我的孩子们从小就很敬爱解放军，有一天，我儿子在北窗口看见有个少年翻墻进去偷晒着的军装（文革中许多青少年都梦想有一套绿军装）曾进行劝阻。谁也没想到这个花园竟然会与震惊天下的大阴谋有所牵联。
情书和邮票迷
我被抄家，我和爱人写的情书也被抄走。这是我追随地下党去台湾、我的爱人在浙江大学时，两人的全部通信，我的爱人把它们装在一只洁白的小木箱中，说是重要的纪念品。我对抄家的人说：“这是情书，没什么意思，给留下吧!”抄家的人不听，连小箱子也拿走了。后来，它们发还时，我发现信封上的邮票全部不见了，被剪掉了，其中1947年至1948年的台湾邮票更是罕见品呀，搞运动的某个人员一定是邮票迷。解放前，那段时间国民党特务的行动十分恐怖，我和爱人发现信件有私拆偷看的痕迹，所以约好只谈爱情，不谈“国事”，我俩的情书可祘得“纯情书”了。谈谈一起游览西湖的情景，三潭印月的近况如何?花时间审查这种“纯情书”，结果肯定是“没什么意思”的。抄家的小青年完全不了解旧社会天下是个什么样子，三句话又讲不清楚。最后，我的爱人看到这许多信封都被剪得肢离破碎，不想再看到它们，於是我俩一商量，一把火就焼掉了。
“战友同行”
我被押送，从家中經过花园走向东湖路报社，押送我的是乒乓球战友小纪。两个人走在一起，別人看不出他是在“押”我。走过汾阳路时，正好遇上两派学生在屋顶上大战，一派学生捧着毛主席像在高喊保卫口号，另一派拿着皮弹弓向上进攻，也高喊着语录，众多行人则担心石子打到自己头上。我暗想：青年学生的行动可笑，我们自己的行为不也是很可笑吗?我和小纪昨天还在一起打乒乓球，共谋对敌，今天他忽然奉命“押”我了，这祘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战友同行”。难道他内心真的会不承认我这个“战友”了吗?从“押”的行动上，我看得出他並没有把我当作一个会逃走的敌人。青年报乒乓球队曾与解放日报、巿六医院等单位交战过，我有幸曾与首创接上断手的名医陈中伟打过乒乓，我很高兴看见中国断肢再植手术在新世纪今天仍然引领世界。
花园变医院
一个时代一种风景。八十年代来了，花园变成了岳阳中医院，小洋房变成门诊处，新大楼变成住院部。历史终于把漫长的不断地搞运动伤害人的日历翻过去了，这里扬起了一股重视人、救人生命的新风。
破墙开店
巿场經済刮起一股破墙开店之风，花园沿马路的墙破掉了，开起了一爿爿小店，小飯店、花店、服装店、杂货店、书店，十分热闹，把人行道变得拥挤不堪。耳边响着一声声 “老板”“老板”，人们从开始不习惯到逐渐习惯了，因为懂得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經済，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必须让多种經済一同发展呢!我想起花园里小报俱乐部大厅当年召开的“资产阶级生活展览会”，把一位同志的父母亲（老板）的生活用品如铜汤婆子丶小孩的毛线衣裤也拿出来展览，当时就有人悄悄议论：“这恰当吗？”今天的政策是希望大家早日富裕起来，今天的法律是保护每一位公民的生活隐私。
少科站的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少科站想建立一座科技大楼，让少年儿童有更好的条件学习科技知识，把花园里漂亮的小洋房拆掉了，把新大楼也拆掉了。我在晒台上看见小洋房被拆去时，心中恋恋不舍，几十年发生在楼里的事全都在我的眼前显露出來了。一个月、二个月过去了，半年、一年过去了，新大楼没有建造的影子。少科站和小报都是团巿委领导下的兄弟单位，双方人员很熟悉，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特地进去问个明白，一位负责人告诉我：造大楼的準备工作早就做好了，地皮的三家人家都谈好了，钱也到位了，本来要动工了，但是，市里一位领导说了一句话：浦东已有科技大楼，不要再建了。因此，就停下来了。大片空地不利用不好，就造了几座红红绿绿的塑料房屋，我看着这些简陋建筑，不能不替小报原来的小洋楼喊寃。
老站长
又过了几年，少科站的梦又有了实现的希望：沿马路贴出了建造大楼的图样。我把这消息告诉了少科站老站长，她晚年和我在一个离休支部。她听了很高兴。她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在新大楼二楼挂牌挨斗，又在奉贤五七干校挨斗，最严重的是造反派在她和她的老公之间挑拨离间，终于使她的老公--一位解放军师长忍痛与她离了婚。老站长后来生病死了，没有等到看一眼少科站新科技大楼的建成。新科技大楼的图样贴出后，77弄居民反映强烈：这座大楼的施工会否影响我们的住宅?有影响不行!今天的群众已懂得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花园走向改革新时代
小报花园变迁多端，终于走向改革新时代。如果少科站的梦想能实现，那將是一个拥有科技内容的崭新的楼房，周边是花园，並有汽车通道。现在，沿马路的小店都已搬走，改成一排铁栏柵，风光更新；我盼望以后能把77弄内的墙头也拆掉，改成铁栏柵或者不设阻拦，只是一排翠绿的树丛。那样，我相信会受到附近居民欢迎的，听老百姓的意见最重要。
杉树上一个“黑色大窠”
2012秋，我在晒台上看见花园中杉树群中，有一棵树離地约10丈处有一只很大的“黑色大窠”，说它是鹰窠却不见有鹰进出，附近老百姓说它是“胡蜂窠”、“叮到人不得了”。我去到花园门卫处，问一位年轻保安：“那个黑色大窠到底是什么东西?”年轻保安不知道后面树上有什么黑色大窠，他好奇地问我：“老先生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后面树上有个黑色大窠?”我回答说：“我过去在这个花园里住过，现在是邻居，关心它的安全嘛! ”年轻保安“呵”了一声，就帶我进去一直走到那棵杉树下，观察了半天，因为太高了，既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也无法碰到它。年轻保安最后说了一句：“一定想办法把它弄掉!谢谢你，老邻居!”
“人类无法回到过去”
“人类无法回到过去”，这是著名科学家霍金研究“时间”的结论。尽管他认为时间有无数“虫洞”存在，就在我们身边，但是，它太小了，人无法鉆进去；因此，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即使回到昨天也不行。我写这篇花园变迁小史，感到自己过去有不少事做错了或者做得不夠好，很想做得好一点，但是没有机会了，过去的事已变成历史。霍金的座右铭是：活着就有希望，大胆地干吧!我认为很对，这对我们老年人更有鼓舞力量。
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青年报总编锺沛璋（中）九十年代返沪和青年报老人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