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的角逐——中英谈判香港回归纪实
发布时间：2014-06-17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交接仪式会场
历史踏入了1982年，香港前途问题，已不再是英国官方清谈的专利，而是全港500万人都必须迫切面对的现实政治问题。
1982年4月6日，天空阴沉。突起的大风，呼呼地横扫四野，掀起的漫天飞沙，弥漫了整个北京城。
北京机场，一架银灰色飞机悄然降落，下来一位西装革履的英国绅士。虽然他已年迈，但仍然有着潇洒而结实的身材，清晰的蓝眼睛，光亮的灰头发，他就是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一个解决香港问题的“探路者”。
中南海。中国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会见了希思。希思毕竟是一位十分老道的政治家，他和邓小平一见面，先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赞扬了一番。
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时机到了！”这时，希思直奔主题，明确提出：“主席先生，随着1997年的迫近，香港500万居民，对香港未来深感焦虑和不安，投资者也有恐慌情绪。为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必须公开表态，为新的协定进行谈判。”
邓小平冷静的回答：“无论将来香港政治地位如何，香港经济现状会维持不变，投资者大可放心。”
邓小平的话虽然很含蓄，但实际上已把中国政府的立场表述的十分清楚，这就是：香港必须收回，至于经济上，可维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
机敏而又经验丰富的希思，当然听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他心里不觉一沉：看来英国的打算要落空！
他委婉地表示：“邓先生，您的保证使我放心了，但香港人期望有更加具体的东西，比如协议？”
这一次，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和贵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
希思还想进一步探中国的底，问道：“您是否觉得现在谈判有些仓促呢？”
邓小平果断的摇着头：“不！我们有办经济特区的经验，我们有逐步好转的国际关系，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以往，总有一道屏障隔着香港问题的谈判，希思的访问，撤除了这一道屏障。
撒切尔夫人微笑了。
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
正当撒切尔夫人把整个目光注视着香港问题时，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爆发的马岛之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香港问题被丢弃一边了，撒切尔夫人开始成天围着那些他从未琢磨过的作战地图转来转去了，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呕心沥血，愤怒、争吵、沮丧、欣喜。
经过了几个月的苦撑苦熬，英国人终于以全胜结束了马岛之战。沉静了多时的英国人，又在国际上趾高气扬起来了。
7月18日，马岛之战一结束，撒切尔夫人立即在首相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香港前途问题。她的浑身上下，都流溢出一种胜利者的姿态。
会前，她早已获悉中国领导人与希思等人的谈话内容，并深知香港不是马岛，中国也不是阿根廷，马岛之战不能成为处理香港问题的先例。但是，她要挟马岛胜利的余威，拒绝接受中国的建议。
为了解决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决定9月下旬亲自访问中国。
1982年9月22日，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撒切尔夫人仪态万方地走下了飞机舷梯，与前来机场迎接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夫妇、西欧司司长王本祚、港督尤德爵士、船王包玉刚等人握手问候。
在撒切尔夫人访华的当天，西方报纸报道说：“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正是主张以和为贵的中国伟大思想家孔子诞辰2463年纪念日。撒切尔夫人在丈夫丹尼斯及一大批政府官员和16名记者的陪同下，来到这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中国。”
1982年，是撒切尔夫人疲于奔波的一年，终身难忘的一年。而这一次远东之行，又是她执政四年以来，唯一感到精疲力尽的一次。
9月24日，这是决定香港前途的关键一天。这天上午9点，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关键的时刻快要来到了。
一大早，撒切尔夫人叫来了专门为她做头发的随从。做完头发，吃完早点，她看了看表，离会谈只有半个小时了，便马上通知英国大使柯利达和港督尤德，一块动身前往人民大会堂。
这时，人民大会堂前已是人山人海，拥挤得水泄不通。人民大会堂的大门从里面打开了，撒切尔夫人笑容可掬地登上了台阶。她穿着一件蓝底、红点丝质的西装裤，脚上穿着黑色的高跟鞋，挽着黑色的手袋，颈上戴着一条珍珠链，显得雍容华贵，艳光四射。
她先来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邓颖超倾谈了片刻，然后立即告辞，前往隔壁的福建厅与邓小平会谈。
会谈一开始，“铁娘子”就先发制人，打出了她早已准备好的第一张牌——“主权牌”。她胸有成竹地说：“有关香港的3个条约，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抹煞这一事实。既然这些条约仍然存在，那么就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面对撒切尔夫人咄咄逼人的“主权牌”，邓小平不慌不忙。大风大浪他见得多了，这点阵势算得了什么？！
既然问题再一次铺开，就必须要回答，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邓小平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接着，邓小平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时间可以定在1997年”。但是邓小平提醒女首相不要误会了，到时“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
邓小平说，如果到1997年还不收回香港，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不能向中国人民交待，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待，应该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接着，邓小平进一步开导女首相：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结束殖民统治，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铁娘子”终于意识到，中国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还是给英国人留点面子的。毕竟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而中国的香港和澳门还在别人手里。中国要收回香港，谁都不会有话说。要收回，通知一声就行。甚至连通知也用不着，像印度收回果阿那样，把军队开去就行了。现在坐下来谈判是够客气的，英国还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
“主权牌”输了，“铁娘子”开始晓以“厉害”：中国不是很关心香港的繁荣吗？如果中国收回香港，给香港带来的将不是繁荣，而是灾难性影响，这可是对中国的四化建设不利啊！
邓小平索性把话说透：即使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对中国的四化建设又会有多大影响？邓小平承认影响不能说没有，但他告诉好心的英国人，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邓小平再次显示出他“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1997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法收回，我们决定谈判。”
邓小平又开出谈判的时间表，不迟于一二年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会拖延更长的时间。”
会谈整整延长了50分钟，其交锋程度之激烈，由此可以推测。
终于，撒切尔夫人出来了，脸色凝重。当她缓步走向大会堂北大门的台阶时，抬头突然望见了台阶右下方的一大群的记者，顿时又绽开了笑脸，扭过头向记者们点头示意。当她走向倒数第二级台阶时，突然一脚踩空，使身体失掉了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上，连手袋都摔倒了一边。
“不好！”在一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一名军人和一名穿灰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看到后，马上将撒切尔夫人扶起，为她捡起了掉在一边的手袋，并拍拍沾在上面的灰尘。撒切尔夫人起身后，神态自如，镇定地说道：“没事！”随后，她轻挽裙摆，猫腰钻进了停在石阶下的红旗牌小轿车里。坐好后，又向记者们挥手微笑。
之后，许多人都在评论撒切尔夫人这一跤。
“铁娘子”在会谈两个半小时之后的心情是不佳的，这一点不可否认，纵然她的这一跤纯属偶然。
当天下午，当撒切尔夫人向中外记者宣读声明时，尽管声音一度变得嘶哑，但她仍然坚持一口气念完了声明。下面，就是她万里迢迢来到北京的唯一收获
——全文只有83个字：
“今天，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整个声明实际上就说了两句话：第一，双方都希望香港能繁荣、稳定；第二，以后继续谈判。
中国新华社在发布这一段联合声明的同时，还附上了一段中国方面的强硬声明：“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复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这就是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的全部收获。
9月26日，撒切尔夫人到达香港，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语气强硬地说：虽然中国领导人向我表示，不承认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但英国方面却一定要承认，“因为这些条约是有法律根据的”，“是有效的，不应单方面推翻，而只能由双方加以修改”。“英国的立场是根据3个条约”来处理香港问题。“英国遵守它的条约”，“如果有人不喜欢这些条约，解决的方法是由有关双方进行讨论，经双方同意而生效，但不能毁约。如有一方不同意这些条约，想废除条约，则任何新的条约也没有信心执行”。
撒切尔夫人虽然讲了这么多，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英国要继续执行3个不平等条约，舍不得离开香港！撒切尔夫人抛出的“3个条约有效论”，一时间，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国政府对于撒切尔夫人的谈话，很快作出了反应。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英国首相9月27日在香港发表的“有关香港问题的言论”，作了回答：“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是从来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中英双方都希望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此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中国政府的回答仍然是一句话：主权问题不能谈判，要谈判的是如何保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
香港舆论界，也对撒切尔夫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撒切尔夫人发表了谈话之后，海内外的华人异口同声地喊出了同一句话：在中国的地图上，也决不允许在“香港”之后再标上“（英占）”字样！
至此，撒切尔夫人访华变得毫无成果。香港市面出现了股市猛降现象，不到两周，恒生指数从1117点下泻到820点，美元兑港元从6.1上升到6.7。香港有些居心不良的人兴高采烈，以为香港离开了英国统治后就会完蛋，结果导致了香港的物价上涨，工商业经营更感到困难。
“访英团”和“上京团”
经过了将近10个月的“苦闷期”，中英谈判重新开始。
198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就在这一天，中英两国同时宣布，第二阶段的会谈将于7月12日在北京举行。
英国虽然不再大谈特谈“3个条约有效论”，但对“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却是一再坚持。中国政府寸步不让，一再强调：主权和治权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名义上的主权而无实际上的治权，这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
中国政府言之成理。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谈判走进了一条死胡同。第四轮会谈，甚至根本没有讨论任何实质性问题，只是商定了下一轮会谈的日期。
9月5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府，召集主管香港事务的大员们，评估形势，研究对策。面对会谈随时可能破裂的严峻局面，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柯利达等人，希望撒切尔夫人作出“让步”。但是，与会的香港布政司和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议员表示反对。他们断言：中国有赖香港经济，香港一旦出现经济崩溃的前景，他们便会退缩；纵使谈判失败，双方很可能转入“绅士式”的长期休会，其影响将比较有限。
在两种不同意见中，撒切尔夫人选择了后者。她说：“我没有理由在谈判初期，便承认英国对香港的管制不会继续下去，我希望能用尽手上的每一张纸牌。”
会议于是作出了一项赌博性的决定：与中国政府打“经济牌”，对中国施加压力。
“经济牌”未能奏效，英方代表再次把目光转向了谈判桌上。于是，从10月19日开始，双方代表在北京举行了第5轮会谈。11月中旬和12月上旬，又分别举行了第6轮、第7轮会谈。
在这3轮会谈中，英方无奈何地作出了让步，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却又提出了要在1997年后继续发挥英国的行政管理作用，比如保留一名英国总督。英方所持的理由是：香港必须同英国宪法相联系，只有保证英国人以某种形式或形态仍然留下来，香港人才会接受妥协。为了保持英方对这一要求的重视，撒切尔夫人在伦敦公开说：“香港之所以取得成功，乃是因为华人的勤奋，富有创造性，再加上英式管治体制。如果不能保持这种管治体制，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英国与中国谈判就是解决今后港英如何保持联系，以继续维持香港繁荣的问题。”
中国驳斥了英方的这些说法，不同意1997年后英国在香港扮演任何管理角色。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申：“中国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中国希望在1984年9月前，能同英国达成协议，如果届时还达不成协议，中国政府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香港的方针政策。”
会谈又陷入了僵局。于是，香港各界人士又纷纷组织“访英团”和“上京团”，通过各种途径向中英两国领导人表达自己的意见。
一般来说，“访英”还是“上京”，本身就表现了某种倾向性：急急忙忙向伦敦跑的，多半是一些一贯亲英的“高等华人”；而“上京团”的社会阶层就要广泛得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访英团”除了一些无用的安慰和看起来气壮如牛、实则为空头支票的许诺和保证外，一般带不回什么东西。而“上京团”却是满载而归，爆出一些令港人放心和兴奋的消息。这倒不全是因为英国不重视争取香港民心,实乃大势所趋。自己囊中羞涩，拿什么给人呢？
随着一个个“上京团”的归来，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越来越理解和支持，对香港未来的担心和疑虑也越来越少。民心的天平，进一步向中国方面倾斜；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对中国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再拖下去，对英国更加被动。于是，1984年1月25日，双方开始第8轮会谈。此后，到4月12日，共连续举行了5轮会谈。
在第8轮会谈开始前，英国首相写信给中国，表示理解中国主权立场，这实质上是在1997年后香港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作出了让步。更有一些“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双方的这5轮会谈，主要涉及1997年后的问题，英国对中国的政策满意，中国对英国的合作满意，会谈于是有了较快的发展。
“消息灵通人士”的这个说法，很快得到了证实。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10月15日飞抵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在北京期间，与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及邓小平进行了会谈。访问结束时，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双方一致认为，会谈已取得了可贵的进展。
香港的一些有心人，根据这句话作出了一个判断：双方的大分岐已经解决，谈判就要进入尾声了。
果然，10月20日，杰弗里?豪在香港发表声明说：“要达成一个使香港在1997年后仍由英国进行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英国的方针“是与中国政府研究，怎样可以达到为确保香港在1997年之后，在中国主权下得到高度自治权，同时会使香港的生活方式及现行制度的本质得以维持不变的安排”。
这个声明表明，1997年之后，英国要完全放弃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到时，香港就要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经过一年多的风风雨雨，香港的前途终于确定下来了。对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谈判桌上的胜败，取决于谈判桌后双方的实力。今天的中国，毕竟不是昔日积弱不振的中国；今天的英国，也毕竟不是昔日称雄世界的“日不落帝国”。没有实力和民心做基础，是绝不可能在谈判桌上达到预定目标的——古今中外，概无例外！
香港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香港人可以松一口气了，但中英双方的谈判代表们，却一点不敢稍有懈怠。虽然大的分歧解决了，可各种枝枝节节的问题，仍然可能不断地冒出来，影响会谈的结局。英国被迫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作出了让步，心里却是情不甘意不愿，千方百计地总想扳回几分。
果然，没多久，港英政府又紧紧地抓起了“民意牌”。5月9日，中英第14轮会谈开始举行。就在这一天，由香港行政和立法两局9名非官守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启程访英。他们宣称，此行的目的是要会见英国的政府各部长及国会议员，表达香港人的意愿。行前，他们发表了新闻公报和香港前途问题的声明，无视中国政府一再宣布的对香港未来的方针政策，说什么香港和中国的政治体制各异，“即使不至于互相对立，也是互不相容的”；中国“日后可能借着协议与基本法有所抵触，而单方面不顾协议”。所以，他们奉劝英国不应该“冒险”地去签订协议。
这9名“高贵的议员”不自量力，以“500万港人的代表者”自居，当然引起了香港人民强烈的批评。
5月10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向两局非官守议员办事处提交了《意见书》，表示不同意9人代表团的声明。指出：不能因基本法而拖延中英协议，基本法不能放在协议内，而应由香港市民参与制定。
港九工会联合会副理事长郑耀棠也发表谈话，指出；两局非官守议员的声明，“是与香港大多数人的意见相违背的”，“只会阻碍中英双方达成协议”。
过了第16轮会谈，邓小平接见了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他说：“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是符合500万香港人的利益的。”
他强调指出：“我听到好多不同意见，但我不承认哪个是代表香港人的意见”。“香港真正的民意我们是知道的”。
邓小平严厉的态度，使港英政府手中的“民意牌”又失效了！
在打“民意牌”的同时，英国还通过香港一些新闻媒体，大造“1997年后中国不应该在香港驻军”的谬论。英国谈判代表也向中方提出：虽然“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但根据香港实际情况，不必这样做。因为政权转移是友好的、和平的，驻了军，好像是武力入城”，不利于香港人心安定。
这种无理要求，中国当然不能接受。5月25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港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阵“咔嚓”“咔嚓”的照相机快门开动声与一片闪光灯的辉闪之后，正当工作人员示意记者们退席的时候，邓小平若有所悟，向记者们招手，要他们回头。接着，他义正辞严地指出：香港既然是中国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中国政府既然收回香港，就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连这个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中国领土吗？
会谈又触了礁，不能顺利进行下去了。直至7月底，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问北京，使中英谈判才重新打破了僵局。杰弗里?豪与吴学谦外长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邓小平也会见了杰弗里?豪，对会谈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祝贺。杰弗里?豪对邓小平说：解决好香港问题，对中英双方都极为重要。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它能够保证香港在1997年以前和以后的稳定。
收获的季节
当9月5日最后一轮会谈开始之时，中方首席代表周南，意味深长地对英方首席代表伊文思大使说：“你到北京之后，经过了冬天、春天和夏天，现在是收割庄稼的季节。”
伊文思略作沉吟，含蓄地答道：“英国9月份也有一个庆祝秋收的节日。”
两国代表团团长皆谈丰收，意味着历时两年之久的中英谈判进入了收获期。
新华社很快发表了一篇快讯，向国内外示意，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已是瓜熟蒂落。果然，9月19日，英国代表团团长、驻华大使伊文思对记者宣布：“双方代表团已完成了协议草案，并已送交各自政府加以考虑，因此没有必要举行第23轮会谈了。”
这一丰收的喜讯传到了香港，人心振奋，欢欣鼓舞。20日，股市恒生指数越过了1000点大关，为1003.15点，4个交易所全日成交总额为1.9亿元，股票的两项指标都创了历史最高纪录。
1984年9月26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
当天上午10时，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草签仪式。两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伊文思，分别在3个文件上郑重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在草签仪式进行的同一天，港府向香港市民散发了几十万册白皮书，内容包括英国政府编写的《引言》、《中英联合声明》的全文和三个附件及备忘录。
《引言》详细阐述了英国政府对《联合声明》的看法。其中说：“这样的一份协议，是两个主权国家所能达成的最高承诺。”“从协议整体看，英国政府有信心认为这份协议的确可以提供一个大纲，使香港在1997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后，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和繁荣。”
紧接着，中英两国依照法律程序，对《联合声明》进行了紧张的审议。1984年11月4日，6届人大8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联合声明》。
18日晚，撒切尔夫人抵达北京，下午5时半，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了关于香港问题协议的正式签字仪式。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香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静候于此；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静候于此。铺着墨绿色绒布的长桌中央，插着中英两国国旗。中国领导人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长桌本国国旗的一侧入座。很快，撒切尔夫人拿起桌上的怠工“英雄金笔”，飞快的地《联合声明》的末尾签了一行字：玛格丽特·撒切尔。
交换声明文本。握手。大厅里爆发出持续了很久的掌声。这掌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
在掌声中，中英谈判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由衷地笑了。国家主席李先念笑了。撒切尔夫人笑了。中国领导人和撒切尔夫人代表各自政府郑重发言。他们一致高度评价中英两国通过和平谈判，顺利解决了香港问题。
讲话完毕，全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邓小平、李先念笑容满面地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举起香槟酒。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外交部长吴学谦，举起了香槟酒。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举起了香槟酒。应邀专程来京参加仪式的101位香港各界人士也纷纷举起了香槟酒。
邓小平站在撒切尔夫人旁边，面带微笑。
香港的历史已经发生一个巨大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