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剑钊

　　

　　一、1937年参军

　　

　　1937年3月，山西省政府拟在全省招収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小学教员）参加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政训练，6个月训练结束后哪来哪去，同时兼任训练国民兵的少尉军官。我和几位要好同学报名参加了考试，在100多人的考试中录取了前28名，我考了第17名。

　　

　　4月27日，离家第一次坐火车由临汾到了太谷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该团名义上是受山西省长阎锡山领导，实为共产党领导，教导团中的政工人员几乎都是共产党员。

　　

　　本来到9月训练可以结束。后因7月7日日本兵在北京的卢沟桥开始了对中国军队的全面进攻，抗日战争爆发了，全国各地到处都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我们这些爱国热血青年自然坐不住了，冲破了那些囯民党军事教官的重重阻挠，在共产党政工人员的带领下，不是上街游行就是轮番到农村开展抗日宣传的活动。记得有一次到太谷一所中学与从东北流亡到内地来的学生联欢，他们神情激动地揭露日寇的反华暴行，哽咽地唱着《九一八流亡曲》，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等口号，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感染，感受到无家可归、流离失所是多么的痛苦。坚定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保家卫国丶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心。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第八路军开赴前线北上抗日。火车站上，载有抗日战士的火车一列一列地向北方驶去。我们的任务是：运兵列车进站后，负责给在车上的抗日将士送茶水，手举彩旗齐声高喊：“热烈欢送八路军北上抗日！”“向光荣的抗日英雄致敬！”等口号。不管天冷天热还是刮风下雨，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我们都是争先恐后，到火车站去欢送一批又一批的北上抗日的战士。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面是我英勇的八路军，一列车一列车的向北方抗日前线奋勇前进；另一面是拼命向南逃窜、带着“恐日病”、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和地方军的散兵游勇，他们沿途抢劫像瘟疫一样，流窜到哪里，哪里就遭殃，人民群众恨之入骨。

　　

　　1937年10月初，我所在的教导团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我即报名参加。不久，该团与祁县的教导二团奉命到太原去执行保卫太原的任务。日军飞机对太原进行了连日轰炸，我们到太原后没两天，还没和日军交上火，马上又接命令去临汾、洪洞、赵城一帶，任务是宣传民众丶扩大自己、作长期抗日斗争准备（后来听说是中共中央认为这批知识青年没有经过战争训练，光凭一腔爱国热血，在抗日战争刚开始日军强暴似乎有不可阻挡之势时，让这些知识青年死守太原，无疑是以卵击石，因此作出让我们南下的决定）。

　　

　　队伍到达洪、赵一带后，我编在四团一营四连，进驻赵县城内，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部队只有少量的枪支，阎锡山也不给补发。要宣传群众、扩大自己的队伍，没有武装是不行的。那段时间，有不少从北方前线溃逃下来一批批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们总要路过县城这个必经之地。为了不让他们再抢劫老百姓，扰乱社会秩序，我们奉上级命令强行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弹药，並劝他们自谋出路或返回各自的家乡。收获还真不小，收缴的枪支弹药堆积如山。后来这些枪支给了正在执行宣传群众任务的工作人员，使我们这支抗日武装队伍得到了很大的充实。

　　

　　二、抢救伤员

　　

　　1939年4月18日，那天夜里山西灵石县城的日寇向我根据地罗汗镇发动偷袭时，遭遇到我决死二纵队五团一营三连的顽强扺抗。战斗进行得极为激烈，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最后以敌人狼狈撤回据点而告结束。我率领卫生队扛着担架，带着简单的包扎用品和掩埋工具，迅速赶到还弥漫着战火硝烟的战场。在刚才发生过激烈战斗的土地上，横七竖八布满了尸体，其中有我方战士，也有日本鬼子。就在我卫生队和当地前来参加打扫战场的民兵仔细清理战场、救助伤员时，发现了三连指导员武修文同志的遗体。武修文是我的同乡丶同班同学和密友，早在1935年就在大宁家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看着亲密战友的遗体，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强忍着悲伤轻轻掸去他军装上扑满战火的灰尘，用衣袖抹去他脸上的血迹，按规定就地掩埋了战友。三天后，我团全体人员在驻地召开了庆祝反扫荡胜利暨沉痛悼念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指战员大会，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参加了这一活动。全国解放与大宁县取得联系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县政府去信，证明我县白杜村人、共产党员、决死二纵队五团一营三连政治指导员武修文同志，1939年4月18日在山西省灵石县罗汗镇反扫荡战斗中，与日本鬼子作战时英勇牺牲。希望县政府确认武修文同志为革命烈士，并按国家规定给予他的家属享受相应的优抚待遇。

　　

图为作者贺剑钊，系上海市科协离休支部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