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瘦的身材，轻柔的语调，真诚的目光……初见杜晶，很难将眼前的她和那个博士一毕业就在上海市生物医药技术研究院（原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组建“院士联合实验室”，两次获得全国妇幼健康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个人发表百余篇论文，声誉卓著的专家联系在一起。

尽管硕果累累，但她仍保持着始终如一的谦逊：比起成果，她更喜欢把荣誉和奖项称为“小进步”。这些“小进步”虽然无法与惊天动地的成就相提并论，但就像海边漫步时拾得的贝壳，像山路攀登时遇见的花朵，给她带来欣喜。或许是因为抱持着这份平和谦虚之心，她安于在不孕不育的遗传学基础研究领域默默耕耘十多年，对于功名更存着一份清醒的认识：“基础研究领域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与其急于求成，不如多试验多推敲，在安全性上多验证，把工作做得更扎实，精雕细琢地去完善它，让你的心血所得更经得起考验和质疑。”

“院士联合实验室”的“一号员工”

杜晶初三那年曾患自发性气胸，在哥哥工作的医院小住过半个月，在细心温柔的女医生的照顾下逐渐恢复了健康。这段特别的经历让她感受到了医生这份职业的崇高和美好，更让她找到了的自己理想。高三时，当老师问她想报考什么专业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学医。学医很好，但也很累。老师好心地提醒她。她不为所动，带着向往迈进了医学院的大门。

本科毕业时，恰值生命科学研究大爆发的时期，生化和分子生物学在我国方兴未艾。“二十一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每每听到别人谈论这个话题，看到相关的研究资料，杜晶便心潮澎湃：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留给人们太多想象的空间。她被深深吸引，在硕博学习阶段毅然选择了这个方向。之后，她又考取了贺林院士的博士生。

贺林院士曾率先破解了百年遗传学之谜A-1型短指（趾）症的遗传奥秘；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例以中国人姓氏“贺-赵缺陷症”命名的罕见恒齿缺失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神经疾病样本库，系统批量地分析了精神分裂症的相关基因……跟着这位顶级导师，杜晶不仅学到了一整套遗传学分析方法，更领略到了它的魅力。她充满好奇地扎进这个世界，领略其中的奥妙，就像一个孩子拿到了游乐园的门票，不玩到筋疲力尽、乐园打烊就绝不罢休。读博期间，除了第一年回家乡过年外，后面两年她都是在教授的实验室里过年，即使大年三十她也要去实验室里多待一会儿。博士毕业时，她发表了3篇英文论文，之后总结博士期间工作，一共发表了7篇文章，迎来了自己第一次学术上的小丰收。毕业前夕，她向导师提出想要留在实验室的愿望，导师欣然应允，并举荐她去上海市生物医药技术研究院（原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和贺林院士共同组建的“院士联合实验室”，从事女性生殖系统相关疾病遗传学、表观遗传学基础研究工作。

当时，“院士联合实验室”刚组建成立，杜晶是实验室招的第一个博士。为了筹建院士联合实验室，上海生研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包括启动资金，实验室仪器配备等。对杜晶来说，从无到有组建一个新的实验室包含了导师对她的信任：她的专业知识比较扎实，工作效率高，协调组织能力强，工作作风踏实，对科研的钻研和勤奋都给导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份信任对刚刚踏出校园的她来说，又蕴含着巨大挑战。她有些犹豫：读博的三年，她致力于精神类疾病遗传学的研究，而“院士联合实验室”的研究方向是生殖领域的遗传学研究。抛开自己原先熟悉的领域，奔赴另一个陌生的研究方向需要不小的勇气。这时，导师的一番话“推”了她一把：生殖领域的遗传学研究刚刚兴起，有大量的科学问题亟待解决，虽然万事开头难，但是只要沉下心坚守深耕，一点点积累成果，从长远来看它的发展空间更为广阔。杜晶想起平时贺老师经常教导同学：要努力做一些有力度有特色的工作。而这个机会现在就在眼前。而且，这时，她刚刚当妈妈，更能体会生命孕育的奇妙而心存敬畏，也更能懂得在这个崭新的领域进行研究的意义——从遗传学角度研究不良妊娠结果的原因，以期找到真正可以应用到临床的遗传及表观遗传标记，指导临床开出“基因处方”，造福千万家庭。这种使命感成为她最终决定跳出舒适圈的动力。

2008年，她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有位做临床的朋友遇到了一个案例，想请她一起想想办法。一家三姐妹都还未满30岁，却患上了严重的卵巢功能早衰。她们的FSH（促卵泡生长激素）指标和正常值差得太远，以至试管婴儿技术都没法帮她们圆梦做妈妈。杜晶看着她们困惑而焦急的眼神很想帮她们。她信心满满想要为她们开出“基因处方”，却在第一步上就卡住了——她运用做精神疾病遗传学研究时常用的遗传连锁分析去寻找基因突变，却一直没有找到明确的基因位点，三位姐妹只能带着遗憾回老家。她意识到老方法无法适应生殖遗传这个新领域的研究。尽管这一谜团在十多年后因外显子测序技术的诞生得以解开，但当时它让杜晶郁闷了很久，甚至让她第一次产生了无力感。

挫败感接连而至。当她顶着一张年轻的面庞去申请项目时，再次被打击：“连着好几年，我去申请国家级项目都遇到了挫折。曾经有拒绝的理由是：申请人工作尚不足一年，较难提出富有创新性的思路。可是，不是年轻就没有创新精神啊！”她感到愤愤不平却又无能为力。因为拿不到项目，她有好几年都发不了一篇文章。幸运的是，当时所里的领导体谅她的不易，那几年都没有给她派项目硬指标，也并没有用机械的业绩指标给她压力，而是以包容接纳的态度给予她各方面的支持，让她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看着空荡荡的实验室，她有过焦虑，有过困惑，有过孤独，但更多的是想要打破困境的渴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她把目光转到海外实验室，并幸运地申请到澳大利亚一个生殖遗传方向实验室的访问学者名额。在那里，她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另一位恩师。

这位合作导师是实验室的负责人，也是一位女性。和她共事的过程中，杜晶不仅学到了前沿的遗传学知识，更找到了困惑已久的答案。她和杜晶的经历很相似。杜晶是在读博期间生了宝宝，她则是先有了宝宝再读博。她在经营实验室的过程中也遇到过重重困难。国外的实验室和国内一样需要通过激烈的竞争申请项目资金资助。她也曾因为缺少资金而差一点关掉了实验室。那段时间很难熬，但她始终没有放弃，终于在研究中取得了成果，申请项目也走上了良性的轨道。

在她的身上，杜晶既看到了自己，也更看清了未来的道路——做基础研究不能有太强的功利心，遭遇波折时，更要耐住寂寞。与其纠结何时能成功，不如多问问自己这份事业值不值得付出与坚守。重复自然流产、卵巢功能早衰等一系列生殖相关问题严重影响着女性的生育力，继而影响着无数家庭，造成沉重的社会负担。探究这些问题的发生原因并加以解决，是生殖遗传领域每个科学家沉甸甸的使命。杜晶坚定了信念，而信念对她来说就是漫漫长路上唯一的光。“这就像在长跑中，当你感到到达极限时，仍要心怀目标，调整呼吸，才能撑过去，重新感受到呼吸的顺畅，腿脚的力量。”回国后，她也在坚守中撑过了自己的“临界点”，进入了“新境界”——她带着研究心得回来，一点点积累成果，打开局面。看到了她的潜力，生研院也投入了自有基金助力她的发展。之后，杜晶连续获得了几个国家级项目的资助，从遗传学、表观遗传学角度一步步揭示重复自然流产在内的女性生殖疾病的发生机制……实验室在细水长流中不断蓄势聚能，获得同行认可，不断扩大影响力。

实验这关不好过

实验室渐渐热闹了起来，杜晶的研究生也渐渐多起来。学生们喜欢她的平易近人，而她也愿意和学生们一起探究前沿新知。在实验室里，最重要的是做好实验，最难的也在于此。每次新生进实验室，她总会细细地叮嘱：“刚开始不要把计划定得太满，不要把做实验看得太难，但也不要看得太简单了，不重视就容易犯错。新手一定要符合操作规范，否则就会走弯路……”

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批的学生全由她手把手指导做实验。尽管她和颜悦色，耐心十足，但是在她的注视下，有的学生仍难免紧张，滴试剂时，手禁不住发抖。有一天，她在无意间看到学生的QQ签名把进实验室比作“上刑场”。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签名让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该放手了。她推心置腹地开导对方：做实验不能着急，否则容易忙中出乱。学生做实验的时候她也不再守在边上了，而是给他时间慢慢调整，有结果了再让她看。找到了适合的方法，她终于帮学生渡过了这个难关。

她常对学生说：实验科学会经常面临失败，需要耐心坚持，不断调整方案，勇于试错。她常和他们分享自己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后时做实验的经历。那时，她正进行一个克隆基因的实验。这个基因很大，普通基因只有几千KB，而它却有上万KB，很难放到载体上。她尝试了各种酶都扩增不出这么长的DNA片段。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做成实验，甚至做梦都会梦到，虽然也曾为此低落了一段时间，但最终完成了大片段基因克隆，收获了成就感。这事过去十多年，但她仍记忆犹新，并经常以此勉励学生不畏困难，直面挑战。

在她的培养下，学生享受着科研的乐趣和成果。在她培养的复旦大学研究生中，获国家奖学金3人次，陈灏珠院士医学奖学金1人次，复旦大学优秀学生干部3人次，复旦大学一等奖学金10余人次。而每次为学生写推荐信也是她最开心的时刻，看到学生们有好的发展她由衷高兴。即使毕业了，很多学生仍和她保持联系，工作中遇到棘手案例，就会向她求教。

一个普通妈妈的快乐与烦恼

在工作中，杜晶接触过很多围绕一个孩子的孕育发生的家庭悲喜剧；在生活中，她有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儿，拥有普通妈妈的快乐与烦恼。谈到孩子，这位生殖遗传学专家说：“孩子是家庭的纽带、黏合剂，是两个人为之努力奋斗的动力，快乐的源泉。孩子的眼里充满了好奇，我们也会被她感染，用一个新的眼光看待世界，生命的旅程因此多了很多趣味。”

虽然女儿进入高一后，也会有点小叛逆，和妈妈顶嘴，但是她在评价和妈妈关系的时候，还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贼好！”

杜晶说虽然她也曾在教育中走过弯路，也曾忧虑过孩子没有别人家的孩子优秀，也曾因孩子的小缺点发生口角，但是她最终还是站到了孩子的立场上帮助她、支持她。

女儿做事有些拖拉，杜晶总忍不住叨叨她：“快点儿。”叛逆期的小姑娘听了没两遍就烦了。杜晶便想办法根据她的习惯，因势利导，帮她提高效率。比如女儿以前习惯在做完功课后练习弹古筝，由于功课磨蹭，经常无法完成古筝练习，于是杜晶调整了方案：回家先练乐器再写作业，果然顺利地解决了矛盾。再如杜晶发现女儿在图书馆学习时效率更高，于是休息日她常常陪孩子到离家不远的图书馆自习。

她把孩子当大人看，认可她，给她自由，支持她的决定。女儿今年高三了，志向也是学医，但和她不同，想学的是中医。听到这个决定，杜晶打起了“预防针”：学医很累的。但女儿答道：当医生能帮别人解决问题，很有成就感。这副理想主义的样子和当年的杜晶真像。

“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是开发出mRNA疫苗的卡塔琳·考里科和她的同事德鲁·韦斯曼。这位女科学家曾因为执着于不主流、不被看好的分子研究，长期拿不到科研基金，降职、失业、患癌……在没有人认可的领域里，但她依然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如果她在其中任何一个困难面前放弃的话，就没有今天的她了。”看到这位女科学家的故事，杜晶觉得感动，更生出一份敬佩和共鸣，“她在68岁时才获得诺贝尔奖，同为女性的屠呦呦则是在85岁获得诺奖。基础学科研究注定是漫长的历程，没有很高的收入，也没有一蹴而就的惊人成果。但它的意义深远，只有不放弃希望、不图回报地付出，才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获得快乐和满足。”

在看清现实后仍然拥有理想主义的人是可爱的，更是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