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陈奕的办公室，不由自主地让人发出一声惊叹——蓝精灵和哈利·波特两个系列的手办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占据了书柜顶部的“风景位”，童话王国与魔法世界比邻而居，却并不违和，反而生发出一种生趣盎然的和谐氛围。

这位至今仍时不时翻看《蓝精灵》的女科学家，带领团队构建完善了符合国际规范且有中国特色的、贴近临床的抗肿瘤药物药效评价体系，并有两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肿瘤新药正在开展临床研究。

在药学研究领域，陈奕已经深耕二十多年。她说：如果一辈子能把一个药物靶点研究透彻就很幸福了。说这话时，她闪闪发光。毫无疑问，药学世界就是她的理想国。

理想国和现实世界比邻而居，并无界限，她在两个世界的切换中，享受着自由与满足。

梦想做医生的药学家

对陈奕来说，进入药学领域是个意外。

她的父母都是医生，家里最多的就是医学类书籍。毫不夸张地说，她是看着童话和医学书长大的。小学低年级时，她会津津有味地读《大众医学》；到高年级时，她捧起《内科学》也能定定心心地研读半天。平时从父母交谈中无意听到的新词，都藏在这些书刊中，吸引着她一探究竟。在每一次的不期而遇中，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向她敞开大门。

看着父母的诊室里挤满了慕名而来的求医者，看着父母从容地坐诊开方软语宽慰，看着病人们紧锁的眉头逐渐舒展，看着得到治愈的病患上门致谢时真诚的笑容……梦想的种子在陈奕的心中落地生根。

听到她想学医，父母却先浇上一盆冷水：“学医很苦，学无止境，一辈子都得不断更新知识。而且，毕业后也未必能遇到好的发展机会。”医者仁心，大爱无疆。那是一生的承诺。父母学成之时恰逢那个特殊的年代，背井离乡，分配到贵州乡村行医。行医多年后，他们才有机会调到杭州医院任职，这才离上海的父母近一些。他们最了解做医生的职责和辛劳，担心女儿受苦，所以才劝她想清楚再做决定。但陈奕仍矢志不渝，在第一志愿上填了临床医学。可惜，在高考的时候，她最拿手的数学“背刺”了她，阴差阳错地进了药学专业。

当医生的梦想戛然而止，她既失落又迷茫。直到大三，她接触到了药理学和药剂学，才发现这门学科的有趣之处：为什么这种药会有用？药物之间会产生怎样的交互作用？除了这种疾病，它还能应用到哪些治疗中？每一种药物分子脾气秉性各不相同，好像形形色色的人一样，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吸引她去探索、去发现。她想：医生只能医治有限的病患，但是如果能做成一种好药，受益者将不计其数。她找到了学习的乐趣，也找到了未来的方向和意义。

数十年磨一剑

本科毕业前，陈奕曾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实习，很喜欢这儿的研究环境和氛围，于是在考博时把它作为自己的首选之地。跟着肿瘤药理学家丁健院士，她在这个庞大的学科中见识天地之广阔。

从理论到分子筛选到确立临床，再到获得正向反馈，新药研制往往数十年磨一剑。例如，近年来大火的ADC抗体偶联药物，早在20世纪初科学家就已提出相关理念，但直到2000年才成功上市了第一个该类药物，其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几近流产，足见这条道路的艰辛不易。

现在已是博导的陈奕，每次为新进的博士生上的第一课就是“打预防针”，把制药的艰难和不易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他们是考场上的常胜将军，但是踏进了实验室，失败就是家常便饭。”毫不夸张地说，90%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是失败。看到学生因打击而沮丧，她会宽慰道：“要是五年里，每次实验都成功，那你得写多少篇论文啊！”付出未必会有收获，但不付出肯定不会有收获。坦然些，即使没有收获，也未必没有成长，没有快乐。

对学生来说，学会抗压即是成长；对陈奕来说，探索本身其乐无穷。实验成功了，她会追问：为什么会起效？肿瘤细胞是怎么被杀死的？实验失败了，她也会开心：排除了一个错误选项，完成一次证伪何尝不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这种快乐成为她的内驱力，让她深信唯有热爱方抵岁月漫长，唯凭热爱方能成败不惊，得失不计。她研制的两个抗肿瘤新药也曾经历种种波折。其中一个在2010年时已经申报临床试验，之后因合作方的原因搁置多时才又重新推进，辗转十多年，终于迎来成功的曙光。另一个表观遗传修饰的新药是她从2010年开始建平台做相关研究的，如大海捞针般层层筛选后，直到2020年她才找到一个合适的化合物申报临床。

一个药物的研发成功凝结了团队多方面的努力。陈奕说，实验成功，论文发表都不是让她最兴奋的事，能真正给她带来惊喜的莫过于来自临床试验的好消息了。

在美国博士后工作结束、刚回国的时候，陈奕曾经历瓶颈期，项目开展并不顺利。有一天，她接到了一份电子邮件。写信的是一位陌生人，看了她关于表观遗传研究的论文后，向她咨询相关新药。这位陌生人并非同行，而是一位病患家属。他的妈妈得了肿瘤，基因检测的结果恰好和陈奕研究中提到的突变情况不谋而合。现有的治疗方式无能为力，他只得翻阅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寻求一线生机。从他礼貌而又恳切的字里行间，陈奕可以想象当时他发现这篇论文时曾多么欣喜，也能感受他多么希望她能提供解决方案——哪怕这个方案还不成熟，哪怕风险未知莫测，他也愿意抱着万分之一的希冀试一试。

当时论文中提到的研究结果仅是实验室数据，远未到临床试验阶段，但这份邮件仍带给陈奕很深的触动：每一种新药，即使只是处于研制阶段，都能给病患带来生命的希望。每当她遇到困难，冒出念头“这么困难，算了吧”，她又会在下一秒给自己打气：医生救的患者是有限的，哪像我们，做成一个药，不知能救多少人呢！她笑称每天都一边躺平，一边坚持，做着这样的“仰卧起坐”。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那个以表观遗传修饰为方向的药物终于进入临床阶段，她的感动和收获也更多了。当束手无策的病患寻求帮助时，她终于能根据情况为他们提供一个可能尝试新药的机会。每次临床试验传来好消息，快乐就像潮水一样向她涌来，浸没全身，那种幸福感能持续一整天。而且，随着试验推进，这样的快乐与日俱增。

“丁老师曾教导我们要做‘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这是他的宏伟愿望也是他的创业动力。”陈奕一直把导师的教诲铭记于心，当作自己的信仰。

“散养型”导师

陈奕成为导师后，也常会和学生分享这份职业的使命感。她会鼓励学生：志存高远，选择对人类社会发展更有益的事作为自己的事业吧。但是，她又从不强人所难。

她说自己属于“散养型”导师。她不会管学生几点进实验室，也不会盯着学生有没有偷懒。有时，她也会想：要是用一些小方法管得紧一点，是不是他们出成果的速度会更快？但是，她再三想了想还是作罢。

一方面，因为她从不把这群年轻人看作孩子，认为他们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本科毕业时，她留校做过两年班主任。隔壁班的一个学生曾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资质不错的竞赛生，从小一直在妈妈的管教下学习，进大学后，没了压力，他一下子放飞自我，彻底躺平。妈妈急坏了，搬到学校旁，想再用原来的方式盯着他学，可是孩子已经不听她的了。这样的事例在大学并不罕见。外界的压力只能管用一时，要想在这条道路上走得长久，还得尊重学生自己的意愿。所以，每次新生进所，她总是询问他们毕业的目标和打算，贴合他们的需求给予课题建议和指导。

另一方面，因为她也不喜欢被人管得很紧。她在美国迈阿密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时，刚开始，导师要求她每周提交一次详尽的实验报告。这种事无巨细的汇报要求让她很不舒服，因为在那之前她已经在药物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具备了很好的实验技能。她从小是性格内向的乖乖女，不善于拒绝。纠结了半天，心怀忐忑地向导师提出自主安排工作的请求，结果异常顺利地沟通成功。从每周一次到两周一次，再到一月一次看实验结果，导师对她越发信任。通过这次经历，她明白了两点：一是，不要害怕冲突，该说就说，勇于表达；二是，对目标明确的人来说，自主安排更利于有效利用时间。由己及人，她相信学生自己定计划要比她来安排更合理有效。

虽说是“散养”，她对学生科研习惯的培养，科研成果的要求从不打折扣，对学生提交的论文仍会逐字逐句改到满意为止。在她看来两者并不矛盾：就像做药一样，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美的药物分子，所以科学家只能在药性和毒性、亲水和亲脂之间寻找相对平衡。做药如此，带学生也是如此。

做没有“家长味”的妈妈

陈奕的博导丁院士常鼓励年轻的科研人出国进修开阔眼界。陈奕成功申请了美国癌症学会奖学金，正准备去迈阿密大学做博士后工作时，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只得申请延期一年。一年后，看着女儿那张粉嘟嘟的小脸，她还是舍不得走，狠狠地下了决心，才踏上旅程。

她知道生孩子的影响大，但没想到影响会那么大。身在异乡，她总是控制不住地想女儿。实验室里，她的勤奋有目共睹，因为她想早点完成课题回国。导师看她勤奋，实验技能好，想多留她三年，她坚决婉拒——因为谁都不能让她违背在心底向女儿许下的两年之约。

每天早上出门去做实验前，她都要和女儿视频聊天。在中国，这个时间恰好是晚上女儿临睡前。有时，小家伙正犯困，对她爱答不理的；有时，小家伙玩兴正浓，怎么喊都不管用。但陈奕不在意，就算只能静静地看着孩子，她也觉得很安心、很满足。

她日盼夜盼想和女儿早日见面，可等到回国要和女儿面对面相见的时候，她又不安起来：家里人告诉她，女儿认生，只和家里人玩。她忐忑地抱起女儿，女儿没有一点抗拒和生分，她领着她去公园玩，小家伙竟乖乖地跟她出门了，两个人自然而然地玩在一起。

对女儿的教育上，她依然奉行“散养”政策，尊重孩子的个性发展和独立品质的培养。虽然从小爸爸管教更多一些，但女儿和她更亲近些。每次女儿看到妈妈买了漂亮的手办，会毫不客气地“打劫”；发现妈妈在重温《蓝精灵》，会嗤之以鼻地抛下一句“幼稚”；每次家长会，女儿都钦点她去参加；学校午饭吃什么了，和谁吵架了之类的贴心话也更愿意和她分享。要是遇上什么非说不可的新鲜事，女儿一放学就给她打电话：“今天早点回来，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讲。”

但即使这样，陈奕也不会轻易将和女儿的关系定义为“朋友”。她说自己没有强求和女儿做朋友，只是尽量地理解她。“现在的孩子不喜欢家长味太重的父母。她的做法不合自己意的时候多换位思考，和她共鸣。”女儿和她分享经历的时候，她即使觉得有不妥之处，也憋着不说先和她情感共鸣，等过了几天，事情淡了，她再找机会和孩子谈。

比起学业，她更重视孩子的独立性。她很早就放手让孩子管理学习，自然也会遇上女儿不听建议的时候。当女儿说出“我想清楚了”时，陈奕便不再劝了：“她有她的理由，等她碰一鼻子灰再转弯吧。”为自己的决定买单，在打击中积累经验，也未尝不是一种成长啊！

她问女儿：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女儿咧嘴一笑：身心健康呗！回想起来，在女儿身上她和丈夫只坚持过两件事：一是下棋，二是跳绳。学下棋是因为丈夫爱下棋，早早地就把培养“棋搭子”提到日程上来。从给女儿让子到女儿给他让子，从女儿不愿学到没事主动看棋谱，时常还能在市级竞赛中捧个奖杯回来，这门爱好养成计划算是通关了。每天跳绳一千个的计划是由她制定，由丈夫执行的，为的是让女儿增强体质。这个在孩子眼里“不可能完成”的计划，最终在坚持中达成了。身心健康，本就是他俩对女儿最初的心愿，得偿所愿，本就是圆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