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群

　　

　　好朋友薛耕莘，他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好朋友，也是我晚年采访认识的一个好朋友。我和他住在上海一个里弄里几十年並不相识，本世纪初我第一次采访他时，他已103岁了，我被他在三十年代曾保护处在危险中的周恩来出色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他是一个爱国爱党的中国人，一个共产党好朋友的典型。我在我的散文集《追回青春》中，撰写了特写“讯问向忠发——访103岁的离休干部薛耕莘”，並在诗刋《述怀》上发表了诗剧《惊魂》；后又在我的散文集《45号花园变迁记》中撰写了长篇通讯“薛耕莘老人传奇”。此文与上述特写都已在银发网上刊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好朋友，薛老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我翻阅了采访笔记，感到有些事没有讲透，还应补遗。

　　

一、讯问向忠发  保护周恩来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当时在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及要害部门面临着安全的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都作了转移。向忠发（当时是中央书记）的住处尚未找妥，决定他同周恩来住到一个新的地方。考虑到他外出时必将遇到危险，因此，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常委）当面告诉他，你千万不能出去。住了三、四天，当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在时，他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次日上午，他在静安寺路底等候汔车时被捕。向忠发被捕后，立即叛变，出卖周恩来，把新住处的一把钥匙交了出去。

　　

　　当时在法租界巡捕房任高官的薛耕莘，与我党有密切联系，他闻讯大惊，立即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向忠发“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讯问。他问向忠发：“你怎么会有周恩来住宅的钥匙？”向忠发把上述住到新住处的情况讲了一遍。薛又追问：“你有钥匙，为什么讲不出住处的地址？”向忠发回答：“因为是夜里搬到新住处，才三，四天，又不让出来，所以我讲不清地址；但我认识那个地方，可以领你们去！”

　　

　　薛耕莘在讯问中知道向忠发确已叛变，周恩来处在危险中，立即把这个讯息传给了地下党。

　　

　　1988年8月30日，邓颖超针对近年有的党史文章就向忠发叛变一事，提出怀疑的问题，向中央书记处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经中央领导同志审阅，交《中共党史研究》刋物于1989年第3期发表，以澄清这个历史事实。邓颖超在《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这个材料的第一句，就明确地写着：“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接着，她写了向忠发叛变的种种事实，其中有：“后来不久，证实向忠发仅仅知道我们住处，但说不出具体地方，他只有一把开门的钥匙，第二天上午果然来到住处进行捜捕，我们已离开，他们没有得手。在短暂的刹那间，军警机关按蒋介石的命令处决了向忠发。”这个材料与我采访薛耕莘得到的材料是一致的。

　　

二、与李克农、潘汉年均有联系

　　

　　薛耕莘获得向忠发确已叛变的讯息后，他是怎样传给地下党的呢？我没有问，在上述特写和通讯中也没有写。在诗剧《惊魂》中，我写法租界高官“薛金”在讯问大叛徒向忠发后，复制了一只周恩来住宅的钥匙，亲自送上门去报警，那是我的创作。但是，薛耕莘与地下党李克农丶潘汉年都有联系，他曾这样告诉过我：

　　

　　“有一次，潘汉年要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嵩山路口觉林蔬食馆开会，有六个共产党人，在二楼；我派了包打听等150个人，占领楼下所有的座位，包了。保证楼上的会议安全无事。”

　　

　　“另一次，李克农对我说：他20多个人，没钱了。我理解没钱了的意思，我的这些共产党朋友没有一个是为自己挣钱的人，他和潘汉年活着都是为自己的理想在斗争，生命随时随地都有危险，但他们不怕死。我立即给他送钱解决了困难。”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薛耕莘当年与地下党的交往是很密切的，他是可以把重要情报直接地迅速地送给地下党领导的。

　　

三、关于第一次党代会

　　

　　1921年7月左右，中国共产党在租界望志路、薩坡赛路口一幢中式房屋內（今中共一大会址）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法租界当局命令法捕房派人去联系，要求“暂缓”开会，因为法捕房已拘捕北京军阀政府派来企图破坏大会、行凶杀人者一人，並捜出手榴弹二枚。当时前去的负责人叫程子卿，他身穿蓝袍黑马挂，后提升为华人中最高级別的督察长。

　　

　　薛耕莘告诉我说：“当时我刚考进法租界巡捕房，是做法语翻译的。我也跟着去了！带一支手枪，防止北京军阀另外还派有杀手。听说这个代表大会只有12人，当我们到达时，多数已络续散去。我看见有一个化了装的外国人，就对他说道：你叫马林、荷兰人，共产国际派来的，住在xx街x号，是不是？快走！别让我再看到。他既不知道北京军阀的手榴弹快掷到头上，也不知道他的化装早已被人识破。”

　　

　　“幸亏遇到了你这个同情共产党的好朋友。”我说。

　　

　　“当时我还太年轻，谈不上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只是有一颗愛国心，我妈妈教我的要热爱中国做好中国人，不想看到军阀对老百姓的血腥残杀。我一生与共产党有很多交往，这只是一个很早的小插曲。”薛耕莘笑着回答。

　　

四、一笔巨款和秦邦宪

　　

　　宋庆龄获知国民党已探明中共江苏省委有一笔巨款在法租界某处，立即与法租界联系，要求保护好。法捕房派薛耕莘等二人比国民党派来的人早一步把这笔巨款从管财务的李同志处拿在手里。最后，这笔巨款终于安全地回到李同志手中，回到中共江苏省委，李同志特地约薛耕莘当面感谢。

　　

　　“我没有想到，那天在秘密地点见面时，除了管财务的李同志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竟然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秦邦宪！”薛耕莘对我介绍了当年的情况，充满感情地说道：“我帮助共产党保住了这笔巨款，有管理财务的李同志当面再一次表示谢意足夠了，何必再让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岀面感谢呢？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地也要面谢，这是对我的绝对信任呵！”

　　

　　“是的，不信任绝对不会与你见面！”我笑道：“你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嘛！也只有好朋友才能把当年的近三十万元巨款保住呀！”

　　

　　“多少共产党人这样信任我，这就使我更同情他们困难的处境，更愿意为他们做一点好事，只要我力所能及！”薛耕莘说道：“我后来一直与李同志保持着联系，最后他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我心中十分悲伤、痛惜！”

　　

五、请人帮忙为新四军送药品

　　

　　“请人帮忙为新四军送医药用品，我请的人是我的舅舅英国海军少将，他可以自由地在上海码头出入英国轮船。”薛耕莘告诉我说：“当年送医药用品给新四军与偷运军火一样危机四伏，我这条线是很安全的。”

　　

　　薛耕莘是上海浦东人，父亲是英办纱厂的部门主任，母亲是侨居在上海的英国人。他5岁就没了父亲，全靠母亲抚养长大，他很孝顺，听母亲的话。13岁他正在比利时读书，母亲病危，一个急电把他召回。“母亲临终时交代我的几句话，决定了我的一生！”薛老讲到他的母亲时一片深情，总喜欢再一遍地讲母亲的遗嘱：“你是中国人，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它是很有希望的！你要做好一个中国人，不要听舅舅的话加入英国籍。”他牢记着母亲的话，一切把爱国放在第一位，作为自己分辨是非的标准，坚定地“要做好一个中国人”，因此，他后来能够拒绝300万法郎的引诱，不加入法国籍离开祖国；他也始终不听舅舅要他加入英国籍的话，但是，他对这位英国海军少将舅舅愿意帮忙为新四军送医药用品十分感激，一直记在心头。

　　

六、“到內蒙古去是对我的保护……”

　　

　　“到內蒙古去是对我的保护，是李克农安排的。”薛耕莘和我谈心时这样说：“那边十分荒凉，难得看见几个放牧的人。我一直在学习劳动，挖水，没有担心过揪斗！在家里早就被红卫兵斗死了。”

　　

　　“李克农是我党秘密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我说。

　　

　　“我的官司，我懂，他们也懂。潘汉年若能管事，我想他也一定会为我作证。因为我收养共产党人的孩子，我被国民党关进监狱三年，我的国民党朋友为了救我出狱，假造了一个我谋害过革命人士的证明，这个证明当时並没有起什么作用，解放后倒成了判我无期徒刑的铁证。这个冤案一时无法查清楚。把我和战犯们关在一起，但我与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薛耕莘要我喝龙井茶，继续说道：“在漫长的日子里，我反复地想着我的生平，我觉得自己是按照母亲的遗言做好一个中国人的。我同情共产党，曾帮助共产党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绝没有干过危害革命之事！因此，我在狱中心中一样坦荡，坚信共产党总有一天会把我的冤案搞清楚，我结交的共产党朋友一定会帮我作证的，我没有使他们失望！”

　　

七、離休干部待遇和文史馆馆员

　　

　　1975年，我国进行特赦，薛耕莘和一批战犯同时获得释放；八十年代，薛耕莘进入上海文史馆当馆员，九十年代光荣地获得离休干部待遇。

　　

　　薛耕莘光荣地获得离休干部待遇是名正言顺的，是我们党对他在解放前帮助我党干的种种革命行动的正确评价。

　　

　　薛耕莘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前，特别是在法租界任高官时，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除了和共产党人一起合作的事情以外，还以一己之力干了不少地下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有些事他可以用高官的权力公开地办，有些事只能悄悄地办，还要自己花许多钱去办。而且，他还要冒着被法租界处罚，被国民党关进监狱和各种恶势力的陷害。他在法租界就受到过处罚（罚他一度在门房处理信件等等。但就在这里他遇见了被抓的女共产党员方女士和她的可怜的孩子，他非常同情马上要关到南京去的方女士，接受抚养了这个孩子。）他被国民党判刑关进监狱；他的钢帽上被恶势力打了二枪。

　　

　　薛耕莘在上海文史馆时努力工作，写了两本书：一本是《滄桑五十年》，另一本是《天主教在我国的发展》。都是写他在法租界工作时的见闻。

　　

八、一个好朋友的典型

　　

　　薛耕莘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典型，他的故事是多么动人、多么富有教育意义，真正是令人百听不厭的，很少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如“讯问向忠发”，好像是作家虚构的，但这是事实，我认为这还不是一般作家能虚构出来的。

　　

　　许多朋友看了这个故事很有兴趣地对我说：这种“讯问”实在太引人注目了！一边是与我党有密切联系的法租界的高级官员，另一边是刚抓来就投降的“共产党总书记”，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围绕周恩来住宅的钥匙展开激烈斗争；一边想摸清“钥匙”的真假拯救周恩来，另一边则想出卖周恩来以此“保命”。双方当时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底细，于是就出现了一边竭力查问钥匙的真假，並以此判定此人是否确已叛变；另一方则认定对方是法租界高官，竭力说明钥匙是真的，並说出了“我可以领你们去”这种彻底叛变的话，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法租界高官是共产党的好朋友。

　　

　　有人说：“敌人捜去了钥匙，光有一只钥匙没有用，只要坚持不讲地址就好了！”

　　

　　有人说：“如果向忠发不叛变，遇见薛耕莘，将会是一个什么局面？”

　　

　　这都是人们读了故事后的遐想，薛耕莘的故事好看，像许多精采的剧本一样会令人产生种种遐想。

　　

　　薛耕莘和我谈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我在法租界高官位上，见过许多党派和社会人士，进行过交往，爱国抗日救亡的人很多，但是，只有共产党能夠救中国！共产党有统一战线、长期抗战和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坚持抗日不动摇！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打游击，队伍越来越强大，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游击区一个个建立起来。共产党人对敌斗争英勇、不怕死，共产党人不贪財、生活艰苦，所以我同情共产党，愿意为共产党办事，与一些共产党人交了朋友。”

　　

　　薛耕莘和我谈了他与共产党方女士交朋友的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故事。他说：“作为一位母亲，她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孩子呵！她不怕自己马上被押往南京处死，她关心的是孩子，她对法租界负责人说：请你们从人道主义出发，收下这个孩子！负责人在我工作的门房处当场把这个孩子交给我，我没有考虑自己有没有收养这孩子的条件，立即收下了孩子。方女士向我表示感谢，她望着我的眼光充满信任、希望！把我当作一个好朋友的眼光，使我感动极了。其实，我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不适合收养孩子，我认真考虑后，把孩子寄养在一个育儿堂內，我经常去看看。后来，国共合作抗日了，她从狱中放出来了，她回到上海耒找孩子一直找到我家里。我把孩子还给了她，还介绍她认识了我的妻子。因为她刚从狱中出来，我估计她不一定能马上找到组织，身上没钱，她和孩子生活困难，遂以回家路费的名义，送给她200元。她真诚地再三感谢。从此我俩就成了好朋友，她几次来信问候，一直到皖南事变后才失去联系。我从她身上学到了高责的品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现我收养过共产党的孩子，判刑三年，关进监狱。莎士比亚说：人生如戏，每个人都要上台表演一番！我不埋怨谁，这是我的表演。”

　　

　　这个故事还没有完，解放后还要去内蒙古，去大片荒凉的地方，最后才离休。惊心动魄，曲折离奇，好像在学莎士比亚写剧本。

　　

　　“我的母亲要我做好一个中国人，要爱国！”这是薛耕莘经常讲的话。他和我讲了汪精卫想收買他的故事。这是一个多么觸目惊心的场面：抗战期间，大汉奸汪精卫为了获得国民党藏在法租界的秘密档案，他把薛耕莘请到家中，要薛讲出藏密地址，答应给他250万储备票（当时值美金50万），而且把这个交易保密！薛耕莘回答：“不知道藏在哪里！”汪精卫断定他是知道的而不肯说，气得要命，但又无可奈何。汪精卫说：“为了保证起见，你先拿100万，你还可提出其它条件，我讲的话是算数的。”薛耕莘蔑视汪精卫的丑恶行为，始终不为所动，表现了这位共产党好朋友的光辉形象。

　　

　　这位活到107岁的传奇老人的晚年生活很幸福，社区举行老干部活动，他坐在一辆老人车上出来参加，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他总是摇摇手与人招呼，脸上露出一片慈祥丶快乐的微笑。

　　

离休干部薛耕莘103岁时在上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