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n W. Popper是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兰德Pardee研究生院教授，于1976年在明尼苏达大学获生物化学学士学位，198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主要研究创新经济学，特别是公共和私营机构如何识别和吸收技术创新。1996-2001年，他担任美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stitute）副主任，主要为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和其他行政部门机构提供研究和分析支撑，具体包括：基础研究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关键技术评估（作为第四次美国国家关键技术评论的主要成员），国家创新系统的政策分析，产业- 政府技术合作，联邦政府反恐战争研发投入评估，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联邦研发投资决策，总统办公室关于科技的重大问题等。本文根据Steven W. Popper教授在“2017科技智库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题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大都市功能”的演讲整理。
一. 需要重新和全面认识“技术”和“创新”的本质
技术是一项活动。20世纪50年代，牛津《技术史》将技术定义为：技术不是物体，是一项活动，是一项互动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人类相互间互动（或合作）产生的,影响着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创新是一种发现行为。创新依赖于本地特质和知识分享后的演化，高频率的接触和沟通交流能够帮助人们实现知识互享，最后带来创新。所以，创新是一个发现的行为，经常在非正式或偶然接触的过程中产生。
技术和创新都非常难以预测。由于技术和创新的不确定性不会减少，因此对技术和创新本身进行预测是很难的，建议研究者重点聚焦对技术和创新的趋势进行预测和研判。
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参与“技术和创新”话题讨论。兰德公司的调查发现，中国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研发人员、社会科学研究者、广大市民正积极参与到有关“科学、技术和创新”的话题讨论中。事实上，美国的情况也同样如此，《纽约时报》专门设立了一个“技术专栏”，定期刊登有关最新前沿的“技术”新闻，吸引了大量市民的关注。
二. 未来20-30年，大都市仍然是全球创新活动的“主角”
未来20-30年，大都市仍然是全球创新的策源地、孵化地和集聚地，这是由全球经济发展周期、历史产业积淀和产业发展路径依赖，以及创新活动的复杂性、本地特性、全球化特征等因素所决定的。
大都市是创新活动的“集中发生”地。到2050年，70%的人将居住在城市（中东及非洲的部分国家除外），未来大都市将会变得非常重要。郊区的工业园区、科学城不再会成为创新之地。一方面，未来不再需要在城市10公里以外建立大的生产基地和工厂；另一方面，每天傍晚5-6点钟后，人们将回到城市，在城市中进行交流、知识分享，这是创新活动产生的必备环节，这个环节会在城市中发生。因此，城市将成为创新活动的“集中发生”之地。
创新过程是复杂的，并非线性过程。有人认为创新活动是一个线性过程，包括研究、开发、发明、采纳、扩散等环节。但事实上创新过程非常复杂，创新活动的每个环节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发生的频率都很难准确把握和具体表述，每个创新活动的过程差异较大，具体如图2。
图1 创新活动的线性过程
图2 创新活动的复杂性
创新活动具有极强的本地化属性。有研究者提出大部分创新都是在本地发生的；创新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依赖于当地特有的资源禀赋。本地属性可能存在地理位置的便捷性、区域认知的相似性，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临近性。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Hall女士主编的《创新经济学手册》也提及，创新在某个地方进行聚集，甚至可能比发明、专利以及生产过程都更加具有本地属性。
创新活动具有路径依赖性。城市创新功能的崛起没有灵丹妙药，硅谷的成功很难复制，因为美国较为成功的创新集群都是像一颗种子一样自发而生，进而慢慢成长起来。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创新也存在路径依赖，技术创新取决于社会参与的类别和程度，除了需要具备广阔的视野，还要有现有知识流相互之间的融合，包括区域创新精神的培育和激发等。
三. 全球创新网络中，大都市应当扮演四大角色
全球创新网络节点中，国际化的大都市应当扮演好创新的“接生地”、创新的“中介”桥梁、创新孵化器和全球创新资源的“枢纽”四大角色。
第一 大都市是创新活动产生的物理载体，是多元化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发生地和承载地，大都市应当扮演好“接生地”角色。
第二 大都市应当扮演创新“中介”，能够吸引并且使用大都市网络之外的创新知识，并且能够将知识进行有效传播和扩散，同时大都市还应当能够贡献知识，以及将知识提供给节点以外的全球创新中心实现合作。
第三 大都市是当地创新创业的“超级”孵化器，能够最大程度地将大都市的政策、人力、技术、资本等资源为大都市内的创新活动所用，以便孵化成功更多的创新项目。
第四 大都市是全球创新网络的切入点，能够为外资公司、制造商、投资者、资源提供者、知识工人进入和流出大都市提供途径和场地。
◤为更好地扮演好以上四大角色，大都市应当从搭建传播渠道、与城市其他功能匹配、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建立完善的制度环境以及减少阻碍创新活动的制度设计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第一 搭建非常有利于知识分享和传播的途径。既要具备科学杂志、报刊等知识传播渠道，也要为经验性知识分享提供平台和载体，同时还需要考虑分享方法、手段和途径的多样化和个性化。
第二 大都市的其他功能应与创新功能相互关联，互相支持。大都市的生产功能、服务功能、管理功能、协调功能、集散功能等要与创新功能相互匹配，相互支持，共同发展。
第三 为大都市居住者提供最佳的生活环境。包括便利的交通、便捷的生活、优良的空气、包容的文化、国际通行的规则等。
第四 大都市要尽可能减少阻碍创新的制度和环境。建立国际化的政策制度、法律规则，营造国际化的创新文化氛围。减少阻碍创新的政策制度，如资源分配的障碍等；减少“活动式”的创新鼓励方式，尽量采用“机制式”的鼓励方式；避免过度谈论和关注“创新”；同时还需要注意超前技术突破可能对人们沟通交流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 上海应当顺趋势、抓机遇、学经验、补短板
未来，上海应当学习世界最优秀城市的创新经验和典型做法，进一步弥补短板，与世界一流国际化大都市接轨。
第一， 上海应当成为全球信息的首要接受地和人才吸引地。一方面，全球最顶尖、最新鲜的信息应当由上海传到中国其他地区，同时中国其他地区最新鲜的信息也由上海首发至国外；另一方面，上海对国际人才有天然的吸引力，应当像“磁铁一样变得更吸引人”，使上海发展成为一座全世界人才都梦寐以求的国际大都市。
第二， “黑科技”时尚成为上海的一种独特文化。在上海，应当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全世界最先进、最前沿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都能被欣然接受，并且能够被领先使用。在这个城市里，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谈论最新技术前沿，生物技术和其他“黑科技”的“谈友”和场地。上海对于世界而言，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城市实验室。
第三， 建立便利的交流载体和营造 “24小时”交流氛围。这是全球创新中心的共有特性。创新中心也是交流中心，要有24小时交流的载体、环境与文化。24小时不间断的交流，不同领域的人们混杂在一起，交流的内容包括工作相关及工作之外的。如英国剑桥大学的雄鹰（Eagles）小酒吧（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两位年轻学者产生灵感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的地方），原来是为英国皇室空军提供外出聚会的地方，现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教职工和学生白天在实验室里工作，晚上就到小酒吧喝啤酒，继续交流。
来自于谷歌、苹果，微软公司的工作人员下班后一起聊天、喝酒，当人们感到舒适而有趣，并相互沟通交流，这就是新思想诞生的时刻。
第四 ，充分借力国际智库为政府决策服务。国际智库的咨询定位、研究视野、研究方法、咨询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与中国智库差异较大。如兰德公司针对政府的咨询服务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帮助政府政策制定者观察和理解一系列的重要现象和影响因素；二是帮助决策者认识不同决策选项可能带来的后果，同时明确选择不同决策方案的依据和标准。基于此，如果当地政府依据国际智库的方案（或建议）做出的决策（或制定的政策），短期内的成效与政府实际期望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长期来看，与国际智库推断的结论（或预判的方向）会更加一致。
因此，建议上海借力国际智库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化的咨询服务，从而更好地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出谋划策。
本文由三思派（ID:Science-Pie）授权转载，作者： Steven W. Popper
本文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战略规划研究室副研究员巫英博士根据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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