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我十年，我还能再做两个新药！”言犹在耳，斯人已逝。

今年4月11日下午，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王逸平研究员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溘然辞世，带着他 “做出全世界医生首选的处方药”的未竟理想，带着未能去美国参加女儿大学毕业典礼遗憾，带着没能再从不治之症克罗恩病手中再争取几年、把手头的新药推向临床的惋惜……

没出国留过学、没有任何一顶人才计划的头衔，王逸平却在42岁研制成功了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成为我国中药现代化的典范，迄今惠及患者超过1500万人，累计销售额超过200亿元。

在同事的记忆中，王逸平决定科研上一件事做与不做，只有一个准则：要对做新药有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化成夜以继日研发新药的不竭动力。

做原创好药，是他最坚定的信念。

坚定的信念

“我要去做药，只要研制出好药，就能救治全世界的患者！”

清晨的阳光洒下，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二号楼五楼最西面朝南的办公室窗户，如今紧闭着。那是王逸平的办公室。

过去十五年，从早上七点多，到深夜十点半甚至更晚，这扇窗户不是开着，就是亮着灯。王逸平的学生总想和他比勤奋，却最终都放弃了：王老师对工作的投入，是真的把命都扑了进去。

2003年，药物所从浦西搬迁到张江，成为张江 “药谷”的创新源头。立足国家人口健康战略和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需求，药物所经历了一次观念上的转型，从“出论文”转向 “做新药”。时任药物所所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说，在这条转型路上，王逸平是走得最坚定、步伐最快的一位。

悬壶济世一直是王逸平的理想。本科学医的王逸平在医院实习时，一次查房碰到一位病危的老大爷紧紧抓住他的手，急切又渴望地说： “医生，救救我！我不想死！”可他的病当时并无对症良药。那一刻，王逸平既心酸又无力。

“我要去做药，只要研制出好药，就能救治全世界的患者！”于是，在导师的推荐下，他来到药物所，走上了新药研发的道路。

新药研发，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崎岖道路，更是一条可能努力十几年，希望却可能随时坠落的天险之路。现任药物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华良说，筛选一万个化合物，或许只能找到一个新药苗子；将它改造到可以进入临床，又需要合成数以千计的化学分子；即使进入临床试验，能最终成药上市的也不足十分之一。

可王逸平在42岁的时候，就作为主要发明人，成功研制出了心血管原创新药丹参多酚酸盐及其粉针剂。很多人都说，他对做新药有天分，有特别的敏锐，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有多专注、多执着。

1994年，31岁的王逸平就成了当时药物所最年轻的课题组长。上世纪90年代，正值出国潮涌动，丹参多酚酸盐的共同研发者、药物所研究员宣利江说，当时他们正投入到丹参有效成分的研究中，王逸平觉得出国肯定要耽误研发， “如果可以做成新药，何必要出国留学？”

没时间、没必要，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抓紧每分每秒做新药。在科研上，他判断一件事做与不做的标准只有一个：有利于新药研发。

为了摸索新药研发的道路，作为所里第一批前往北京的国家新药评审中心学习的科研人员，王逸平带回来宝贵的经验，为大家转变研发思路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新药研发领域，多年的心血付出，希望有点回报总是人之常情。即使知道一个化合物做不下去，有人会包装一下申请个专利转让给企业，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而企业可能会用这样的专利来包装业绩。但王逸平从来不这么做，他认为那是浪费生命、浪费资源。

只要没有成药希望，王逸平就会果断放弃，他说，做药难的是坚持，更难的是放弃。他在2015年所里研究生的毕业典礼上说，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民一年收入不过几千元，而我们花着国家上亿的科研经费，不把钱用在刀刃上，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

他就是那么纯净，如一道清泉流淌。丹参多酚酸盐转让给了绿谷制药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吕松涛说，新药在企业产业化后，科研人员完全可以不闻不问，可王逸平却几乎随叫随到地关心着丹参多酚酸盐的后续研发， “他总说，做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尽管这个药在中药里率先实现了成分明确、作用清楚、质量稳定可控、不良反应率极低等，上市至今一直是个不愁卖、甚至医院求着买的好药。可这十几年，王逸平还在不停地努力开发口服制剂，为的是让患者能更方便地用药。”

坚强的信心

“未来的道路会碰到各种困难，时刻提醒自己要为生命的希望再战一回合！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打垮的。”

“如果一个药，全球医生在开处方时都会第一想到它，那就是我理想中最成功的药。希望此生能做成这样一个药。”

真正的科学家，做的是惊天动地事，却是隐姓埋名人。

这正是王逸平的写照。有一次，宣利江从医院回来，告诉王逸平，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现在在5000多家医院、每天有10万患者在使用。 “他平日难得流露出得意，但当他听说这句话时，他笑了，很得意的神情。”宣利江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全国劳模、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王逸平的荣誉得了一大堆，但是他每次领奖回来，就把证书往底层柜子里一塞，从来不会挂起来、摆出来。

他的学生也说，王逸平从来不会提自己得过多少荣誉，连自己做成新药的往事都很少提，他说的总是鼓励大家往前看，把实验做扎实，为下一个新药而努力。

直到今天,他的办公桌上还整齐地堆叠着他的日程记录本，上面写满了他的工作计划、日程安排。最后一条，停留在2018年4月14日下午——“武汉，肾脏药理会，10:00-14:00报到/返沪”。

他的行程总是这样满满当当，周六周日也是如此。他的妻子方洁抱怨他 “不着家”，他却说： “大家都这么拼，你去我们单位看看！”就在去世前一周，王逸平还对妻子说： “我还能再干十年，再做两个药！”

新药研发既是科研，又像工程。不要小看小小药片,一种新药的诞生需要化学、药理、毒理等十几个环节的科学家精诚合作,任何一个环节 “掉链子”都可能导致新药 “流产”。王逸平常说，研发新药从来没有 “孤胆英雄”。他总想把证据链做得更完整一些，实验数据再扎实一些，不要因为些许疏忽，导致新药莫名 “流产”，这将会使很多人的努力白费，也会让很多患者失去治愈的希望。

严谨，换来的是对新药的信心。他的学生、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中心实验室主任李水军说，丹参多酚酸盐做临床试验时，志愿者招募困难，王逸平就让护士往自己身上埋针打点滴，并说： “一个好药，首先是个安全药，敢用在自己身上。我对自己做的药有信心!”

所以，温文尔雅的王逸平绝不能容忍疏忽大意。一次，他的博士生李惠惠刚做完实验来到休息室，就看到王逸平站在休息室门口，对组里的两个工作人员严肃批评说： “你的责任心呢？！你以为这是小事情吗？”原来，工作人员在交接中不严谨，导致用于动物体内检测药效的化合物张冠李戴。

如果容忍了这样的失误，怎么可能做成新药？又怎么可能做出全球医生首选的处方药？这可是王逸平的终极理想啊！

八年前的一个傍晚，在法国尼斯地中海边一家酒店房间的阳台上，王逸平对同行的药物所研究员沈建华说：“如果一个药，全球医生在开处方时都会第一想到它，那就是我理想中最成功的药。希望此生能做成这样一个药。”

怎样的药配得起这样的称呼？用途不断有新发现的阿司匹林、治疗糖尿病的二甲双胍、抗疟神药青蒿素——从现代药物诞生起，这样的药不过几十种。

为了这个梦想，除了丹参多酚酸盐粉针剂上市,硫酸舒欣啶进入临床二期,王逸平还带领团队构建起包括心血管疾病治疗药物先导化合物筛选、候选新药临床前药效学评价、药物作用机制研究等完整的心血管药物研发平台体系,完成了50多个新药项目的临床前药效评价。

“这些工作都是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就是为了更好地做新药,才愿意付出这么多辛劳。”宣利江与王逸平合作最密切,他说,平时王逸平和他通电话一讨论就是半个多小时,如今对着静默的电话机,他感到了失去 “科研另一半”的痛楚。

“未来的道路会碰到各种困难，人生也会有高峰和低谷，关键要有耐力，时刻提醒自己要坚持 ‘为生命的希望再战一个回合’！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打垮的。”王逸平总这样对学生说。其实，这正是他自己最深刻的人生体验。

坚韧的毅力

“我还是多来来实验室吧！精力放在工作上，病痛的感觉也少了。”

25年前，王逸平发现自己患有克罗恩病。这是一种不治之症，腹痛、便血、营养不良，严重甚至会导致昏迷。想要延缓病情恶化，最好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可当抗心律失常药硫酸舒欣啶的合作者白东鲁研究员劝王逸平时，王逸平却说： “我还是多来来实验室吧！精力放在工作上，病痛的感觉也少了。”

真是这样吗？早在30岁发病之初，王逸平就切除了一米多小肠。在实验室，学生会看到他突然蹲在地上脸色煞白。在出差途中，他突发血尿、腹痛，只能将自己泡在宾馆浴缸的热水中缓解。甚至有时候外出时上厕所，他也会突然便血瘫软在地，不得不打电话求助家人。方洁劝他不要再出差了，可他却不置可否，依旧坚持科研。

王逸平有一本 “克罗恩病日记”，上面记录着自己发病过程的点点滴滴。在触目惊心的字里行间，却又透露出他战胜病魔的无限勇气和乐观：因为容易腹泻，他很少喝水，以致患上肾结石，他自己摸索出一种排石方法。他的实验室冰箱里，常年备着止痛针、解痉挛药物。这些都是他在被病魔击倒时，用来 “再战一回合”的 “武器”。

药物所党委副书记厉骏回忆，今年年初，王逸平告诉他，常规激素药对自己已经失效，可他仍然不想改用生物制剂，因为那是最后一道屏障，他还想再争取几年。

只可惜，从香港寄来的激素药包裹还在桌上，王逸平却在沙发上永远睡去了。

药物所从科研楼通往食堂的路上，有一棵桂花树，如今再也看不到王逸平与同事在树下并立长谈的瘦削身影。

他病逝之后，一束束黄菊花静静地摆放在他的办公室门口。

走进他的实验室，低年级的学生已经分流，高年级学生在他的合作者指导下继续推进实验。尽管实验室比往日清冷了很多，可实验室仪器、试剂的摆放依然整齐、干净。

记者注意到，一些仪器因用了十几年而外壳泛黄。“王老师十分节俭，只要不影响实验精度，他不舍得把仪器换掉。”组里工作人员赵晶说，当大家都在换苹果手机时，王逸平却还在用基本款的诺基亚，手机上的按键掉了还在用；他的车开了十几年，内饰顶篷都掉下来蹭到头，他都毫不在意。

可王逸平对工作人员和学生，却常常关心入微。有学生从四川来，他就会在午饭时候点一盘辣菜，放在她面前。一次，他收到了女儿从美国送来的生日蛋糕，就提醒自己的学生，应该经常给父母带点小礼物， “只要你记得他们，父母就会很高兴。”每逢年节，他就会给学生、职工发些额外的津贴，让他们带点礼物回家。

在女儿王禹辰心里，虽然从初中起，爸爸就不常陪她旅游，可父亲总在她需要的时候给她帮助。 “直到爸爸去世，到所里听到叔伯阿姨们说爸爸的工作，才知道原来他的工作这么忙，意义这么伟大。”王禹辰说， “我一直不知道，原来他每天接送我上学、给我做晚饭，是克服了这么多困难。我甚至不知道他发病是那么痛苦！”

“逸韵高致为人师表，平和处事一生辛劳。”这是蒋华良为王逸平撰写的挽联。 “逸韵高致”出自清代归庄《跋金孝章墨梅》，用来形容梅花的高洁、低调与坚韧，这不正是王逸平给人留下的印象吗？

这也是很多合作者对王逸平的共同印象。追悼会那天，700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他们大多是王逸平生前的合作者，为失去这样一位好伙伴、好搭档而感到痛惜。

追悼会那天的傍晚，漫天晚霞。厉骏在微信朋友圈里这样写道： “黄昏，我看到了壮丽的晚霞。我在心中告慰逝者，你为苍生谋福，历尽艰辛，又将笑容留下来陪伴我们。”

“先生英年早逝长留丹药救人间，弟子秉承遗志再寻灵芝慰英魂。”他的学生在追思他的纪念网站里留言写道。

“王逸老，你走好！你未竟的事业，大家替你继续。”他的同事如是说。由于才华横溢、业绩出色，他在42岁就被尊称为 “王逸老”，这是大家对他发自心底的尊重。而他的坚定、坚强、坚韧散发出一种无穷的力量，鼓舞着更多从事科学研究的同道者和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