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上首次全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到我国首个被国际公认的创新药物蒿甲醚、首次完成蟾蜍卵母细胞的人工单性繁殖，在生命科学领域，改革开放前的上海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后的40年里，上海科研人员保持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参与了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大型国际科学合作，完成了水稻四号染色体测序，培育出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创建了有功能的单染色体酵母……一系列领先的成果不断涌现。

如何能持续保持上海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优势，并在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时代命题中进一步发挥上海科研人员的力量，成为“上海生命科学的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的焦点。陈凯先、杨胜利、闻玉梅、赵国屏、陈晓亚、邓子新、丁奎岭7位院士，市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盟各成员学会负责人纷纷发表了真知灼见。市科协副巡视员黄兴华出席会议。

国际上一支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

“我的成长与改革开放的40年有着密切的关系。”中科院院士赵国屏说，“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我进入大学；1998年改革开放20年，我参与了人类基因组测序工作，而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也在这一年成立；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中科院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成立，我成为第一任主任；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我正在推动生物医药大数据基础设施建设。”

在赵国屏看来，自己科研生涯的每一次进步，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也离不开上海在生命科学领域的优良传统。赵国屏说：“我认为，上海有3点值得保持和发扬。一是上海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敢为人先，抓住前沿方向，做一些其他地区乃至国家都没有做的事情，比如上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和张江的崛起，那种蓬勃发展的精神面貌，让人至今心潮澎湃。二是上海科学家善于团结合作，上海政府善于协同、协调，上海人民则非常支持。三是上海人做事精细，无论是规划还是实施都十分精心；与此同时，上海做事能够坚持不懈，张江从建立之初就定下了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的方向，一直坚持下来，没有瞎折腾。”

“过去的40年，中国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而上海的生命科学也从一个相对薄弱的地位，变成了国际上一支不可忽视的研究力量，在很多领域走到了国际的前沿。”中科院院士陈凯先对改革开放也深有感触，“建国后，我国首要的药物研发是青霉素，由此可见我们的基础是多么薄弱。事实上，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主要是仿制国外药，97%的化合药都是仿制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加入WTO、加入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化合药。如何研制创新药摆在了科研人员面前。陈凯先说，中国新药研发不断追赶世界脚步，一方面引入自动化大规模新药筛选技术，另一方面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GMP、GCP规范。“从1985年到2008年，中国具有真正自主知识产权的1.1类新药只有5个；而在2008年国家重大科技新药专项实施以后，我们已经有了34个新药。”

跨界融合，把优势变成胜势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在生命科学领域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进步，但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指出，上海依然面临着“醒得早、起得晚”和“优势转化不成胜势”的问题。“上海在合成生物学领域起步早，科研人员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然而深圳依靠政府的强力支持，反而获得了更大、更快的进展。”杨胜利不无遗憾地说，“上海在生命科学和医学领域的优势，也常常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研究成果转化不成产业。”

上海打造全球科创中心，生命科学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杨胜利建议，要充分利用上海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的优势，两者结合发展。与此同时，要推动学科交叉，将生命科学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结合。例如，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程京院士把中医与大数据结合，对有些疾病的确诊率超过90%，甚至高于西医。

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建议，上海可率先成立工程实验室，作为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桥梁，让科研成果在工程实验室经过小试，再去企业进行中试，以增加成果转化成功率。上海在生命科学领域也要有所侧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研究，还要有预防，可以将养老与医老相结合，通过整合各方资源，保持健康预防疾病，发病了则可减少并发症，以有效实现康复。

“跨界、联盟，是上海生命科学的大优势。”中科院院士邓子新说，“我们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一起交流，无论是在合成生物学领域，还是在合成化学论坛，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非常有启发。”

中科院院士丁奎岭认为，交叉学科目前有很多“无人区”，相比较那些热点“景区”，“无人区”意味着创新，也意味着能够坚持坐“冷板凳”，意味着坚持不懈地在一个领域深挖。“科研要作出影响力，而不是影响因子。”丁奎岭说，“要看我们的发现、发明，有没有真正影响了学科、影响了生活。”

“研究植物的人做惯了，就跟植物很像。”中科院院士陈晓亚说，“植物扎根土壤，在阳光雨露滋润下，默默地为大自然奉献氧气。做科研的，也要扎根于科研领域，充分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科研环境，为中国科学进步发展奉献自己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