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是一部厚重的史诗，那么科技改革发展则是其中荡气回肠的一章。从“科技是生产力”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从“自主创新”到“创新驱动发展”，回顾40年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轨迹，不难发现：改革驱动创新，创新驱动发展，对中国而言不仅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历史的传承。

改革永不停步，创新未有穷期。

“科学的春天”：发改革开放之先声

1978年，中国农科院院长金善宝已经82岁了，但就在这一年，他突然觉得“又焕发了青春的活力，要把82岁当成28岁来过”。

因为这一年的3月18日，他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操着那熟悉的四川口音，郑重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著名论断。

这些现在看来早已是共识的话语，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当时，却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更令像金善宝这样的知识分子如获新生。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对科技发展的关键性的认识问题，予以拨乱反正。

科技的地位彻底改变了。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并提纲挈领地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以后党关于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政策、方针都基于此理论基础。

知识分子站起来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再是异类，是“自己人”，这就推倒了压在科教界知识分子头上“两个估计”的大山，砸碎了“臭老九”的紧箍咒。

科研工作恢复起来了。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科学家们诚恳地表白：“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他在讲话中谈到党如何领导科技工作，科研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拥抱这春天吧！”这不单是郭沫若的诗情画意，更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求解放的心声。

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是一次改弦更张的大会，它的里程碑意义还在于，发改革开放之先声，成为思想的解放和理念上的宣示，全社会崇尚知识和科学蔚然成风，开启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新纪元。功莫大焉！

改革，必须先松绑后解放。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国家部门中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就是科学口。科学界率先表态支持，还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在思想舆论上为党的改革开放布局营造了良好氛围。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具有时代标志意义的会议提出了科技政策的方向，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为以后引进技术做了铺垫；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为科技教育事业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后来系列计划、基金的出台埋下伏笔。

打破桎梏后，科技界恢复元气。清算“极左”思想，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科技管理机构，加强科技队伍建设。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踏出国门；1979年恢复技术职称和职务，1980年恢复学位。龙门陡开，江鲫飞跃。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科技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我国科技界开始关注并研究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以及对策研究等重大课题，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国际视野，也为科技体制改革启动做了舆论准备。

与此同时，科技立法也摆脱了一片空白的尴尬。据统计，1980年到1985年制定的有关科技组织、人员管理、物资供应、档案工作和成果奖励等方面的科技法规达几十项之多。

吹皱一池春水 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启

其实，科技界的一池春水早已暗潮涌动。

陈春先，这个造出中国首个托卡马克装置的核聚变专家，因为美国硅谷的考察之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回国后，他立志要建中国的硅谷，地点就在中关村。揣着借来的200元钱，他与中科院同事创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后来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雏形。

在经历质疑、辱骂和嘲笑中，他的创业事迹得到国家领导的肯定。随后，四通、信通、联想等科技公司，在后来闻名全国的电子一条街相继诞生。虽然陈春先没有像步其后尘的柳传志们那么成功，但他是科技人员下海的第一个弄潮儿，功不可没。

一个湖南的科研机构株洲市电子研究所也“红”了。这个“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成立几年，不仅没向国家要一分钱，还赚了600多万元。它的“法宝”正是国家科委鼓励的技术合同制。“铁饭碗”被打破后，释放的经济势能和创新潜能令人始料不及。

与此同时，一场“星期六工程师”的现象吹皱一池春水：许多工程师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资源的强辐射区，成为“星期六工程师”的最早受益者。这种自发互惠、双赢的悄然尝试，当时引发了热烈争议，但也得到上层的认可。

1978年之前，我国受苏联模式影响，产生了以高度集中管理和单一计划调节为显著特征的科技体制。计划经济衍生了一套庞大的科研体系，其弊病暴露无遗：运行机制单一，科技与经济脱节，研究机构不活，科技力量分散，人事制度僵化，科研机构人员过剩。积累的弊端，外加面临的国际竞争，改革势在必行。

春江水暖鸭先知。科技管理部门开始考虑如何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落在实处。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把科技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同年，全国科技奖励大会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

1984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科技体制改革已箭在弦上，成为先骑兵，且方向明确——“面向经济建设”！

1985年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大幕开启。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宏观上制定方针和政策，明确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等，从而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决定》是把80年代初的许多改革试验正式化，科技体制改革进入“竞争与市场”阶段。

《决定》为技术作为商品提供了理论逻辑和政策依据。既然国家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那么科学技术特别是技术，也应该是商品，就可以在市场买卖或有偿转让，所以要开辟技术市场，允许技术市场交易。

在运行机制方面，改革拨款制度，用竞争的方法分配政府的投入资金。实质是减少对科研机构稳定支持的事业费，增加竞争性的项目支持。在组织结构方面，要改变过多研究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的状况。促进研究设计机构、高校、企业协作联合。在人事制度方面，尊重智力劳动，鼓励人才合理流动。扭转对科学技术人员限制过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动和智力劳动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局面。

改革引发了争议：把技术当作商品就是亵渎神明，是商品拜物教观念；科研单位都端着“金饭碗”，“断奶”的阵痛刻骨铭心。堵住经费这一头，同时“网开一面”：技术成果是商品，可以在市场流通。一时间，科研人员和科研成果或被迫、或自愿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流动。

在新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下，国家减少和消除纵向资金渠道的方法，使科研单位被分成了全额拨款、差额拨款、减拨直至停拨等几大类不同对象，区别对待。

科技研究面向市场，会不会造成基础研究的弱化？1992年，新的改革方针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稳住一头”就是稳定支持基础性研究和基础性技术工作；“放开一片”就是放开放活技术开发机构、社会公益机构、科技服务机构等。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国家加大基础科研工作力度，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设立支持搞基础性研究的攀登计划，恢复职称评定，加强中科院建设，建立博士后制度，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同时，我国先后批准建立了53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87年前后，我国提出科技长入经济的新策略，推进国民经济发展依靠科技进步为主的改革。1978年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0年后他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领域一场全新的生产关系变革，呼之欲出。

与此同时，新时期中国的科技计划体系也逐渐形成。1982年，国家第一个科技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实施。1986年，邓小平亲自批准实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跟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

与此相呼应的，还有烧旺的“两把火”：“星火”（计划），把先进适用的技术播撒到农村大地；“火炬”（计划），面向高科技产业，把改革之火烧向了城市。由于“让开大道，占领两厢”，经济战线生出两个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

谋篇布局，深化试点，创新体系建设初露端倪

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中国进入经济增长快车道，却遭遇到横亘在前的严峻挑战：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资金和人口红利的推动，粗放式发展难以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等问题。加速国民经济增长从外延型向效益型的战略转变已迫在眉睫。

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向全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国要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要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紧接着，再次召开继1978年之后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强力宣传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坚持“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科教兴国，引领了这一历史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随着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和理论的广泛传播，中科院1997年12月向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率先进行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试点工程，真正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创新体系。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将技术和创新的概念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首次明确“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成为新一路生力军。

不过，要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必须寻找突破口。企业不愿做大，小富即安，国立科研机构没有创新动力。国家也曾尝试推动科研机构试点，让其进入企业，但这种“拉郎配”均以“分手”告终。

国家部委研究机构拉开企业化转制改革大幕。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15个国家部委被撤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原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大型科研机构也随之进行企业化转制试点。它们可自主选择改革方式，包括转变成科技型企业、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和转为技术服务和中介机构等。

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总体来说，经过转制，转制科研院所增强了技术创新活力、企业化经营能力，勃发自我成长的生机，国家科技力量的布局得到优化。科研机构的事业费削减后，大部分开发型科研机构直接面向经济建设第一线，90%以上的收入来自市场。从“等靠要”到向市场要效益，从“小富即安”到产业领头羊，中国钢研、中联重科、烽火通信等企业经历了破蛹化蝶的蜕变。同时，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也进行分类改革，更加强调管办分离，逐步扩大自主权。

此外，民营科技企业作为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一支新生力量，得到了直接的资金支持，也获得了更加平等宽松的政策环境。

伴随着科教兴国的时代洪流，《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相继实施，促进了技术产业化，中国的院士制度开始实行，中国工程院建立，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稳步推进……中国科技与经济发展已开始融合，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系从初露端倪走向日渐完备。

新世纪为创新型国家勾画蓝图

2005年10月12日，中国航天的历史镜头定格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就在费俊龙和聂海胜乘坐神舟六号开始“太空之旅”的前一天，即2005年10月11日下午，中共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随后发表的“会议公报”强调，今后中国将“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

“神六”上天，自主创新“生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处于全球化产业链低端的尴尬渐渐暴露：一台PC计算机只能“赚一捆大葱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使我国关键技术和设备大部分依赖进口；非典暴发暴露了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短板以及我国民生科技的薄弱；面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仿制之路已被堵死……

放眼世界，国家的发展有资源型、依附型和创新型3条道路可走。自主创新，成为中国最新认定的方向。这也成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核心理念。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次年6月，国务院成立了规划领导小组。随后，动员和调集全国2000多名专家分设20个专题进行战略研究，历时两年完成了《纲要》的编制工作。

规划纲要制定之初，也有争论。站在十字路口，国家决定必须坚持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不是关起门来搞封闭创新，它并不排斥开放创新，是通过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各种创新能力，倒逼中国企业转变发展方式。

2006年1月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随之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了今后15年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并明确到2020年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同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

至此，加强自主创新，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已成为国家意志。

规划贵在落实。2006年国务院发布《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若干配套政策》，从财税、金融、产业、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知识产权等10个方面提出60条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当时制约自主创新的主要政策问题。

2007年2月，国务院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正式立项，拉开了启动中长期科技规划的16个重大专项的序幕。

重大专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模式的实践。这16个重大专项涉及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和国防技术。

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强调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

我国开始由制造大国向创新型国家迈进。

（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科学技术史系教授王扬宗提供支持）